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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巴黎待多久了？”我问。

“一个月。”

“还会继续待下去吗？”

“还要过一阵子吧。”

我问这些问题时，脑中也在不停盘算。我发现他的裤管已破破烂烂，外套的手肘附近有好几个破洞，这穷酸模样活像远东港口那些十荒的游民。那阵子凡事都容易让人联想到大萧条，我猜想也许一九二九年的股灾害他破产了。这念头让我很不好受，加上我向来不爱拐弯抹角，便开门见山地问他。

“你变穷光蛋了吗？”

“没有啊，我很好，为啥这么问？”

“这个嘛，你看起来好像饿了很久，衣服也像是从垃圾桶捡来的。”

“有这么糟吗？我不觉得啊。其实我一直想买点东西，就是刚好没空。”

我想他是拉不下脸或不敢开口，觉得犯不着听他这般胡扯。

“少来了，拉里。我虽然不算是有钱人，但也不是个穷鬼。如果你手头很紧的话，我可以借你几千法郎，不碍事的。”

他哈哈大笑。

“多谢，但我并不缺钱，钱够我花的了。”

“股灾之后也一样吗？”

“噢，股灾没有影响到我。我把全部的钱都拿去买政府公债，只是不晓得公债有没有跌，我也没去打听，反正山姆大叔像往常一样，乖乖付我利息。况且，我过去几年没怎么花钱，现在的存款应该不少呢。”

“那你来巴黎之前在哪儿呢？”

“印度。”

“噢，跟我听说的一样。是伊莎贝尔告诉我的。她好像认识你在芝加哥的银行经理。”

“伊莎贝尔？你什么时候跟她碰面的？”

“昨天。”

“莫非她在巴黎吗？”

“正是在巴黎，现在住在艾略特·谭伯顿的公寓里。”

“太好了。我很想见见她。”

聊天的同时，我也留心观察他的眼神，但只察觉得出惊讶和高兴，并没有掺杂其他情绪。

“格雷也住在那里，你知道他们结婚了吗？”

“知道啊，鲍伯叔叔——就是尼尔森医生，我的监护人写信告诉我的，不过他几年前过世了。”

尼尔森是拉里得知芝加哥朋友消息的唯一渠道，如今这条线断了，他对这些年发生的事势必毫无所知。我便逐一告诉了他，包括伊莎贝尔生了两个女儿，亨利·马图林和露易莎·布雷德利双双逝世，格雷破产，以及艾略特慷慨收留了他们一家。

“艾略特也在巴黎吗？”

“他不在。”

四十年来，艾略特头一回不在巴黎过春天。尽管他看起来还年轻，却也已七十岁了，而上了年纪的人，难免会有些疲倦，生些小病。他除了散步之外，并没有从事其他运动。他不大放心自己的身体，医生每周会来两次，轮流在屁股两边打针，注射当时流行的疫苗。无论在家或外出用餐，他都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金盒，取出一粒药片吞下，犹如宗教仪式般郑重其事。艾略特的医生建议他去意大利北部的蒙特卡蒂尼疗养，再去威尼斯找个外观合适的圣水盘，放在他的罗马式教堂里。他觉得巴黎社交圈一年不如一年，逐渐失去了造访的兴致。他很不喜欢老人，极痛恨受邀场合尽是年纪大的宾客，但又觉得年轻人索然无味。如今他的生活重心，就是装修自己盖的这座教堂，尽情放纵自己购买艺术品的欲望，同时感到心安理得，自认为是在彰显上帝的荣光。他在罗马找了座由蜜黄色石头砌成的早期圣坛，还在佛罗伦萨花了六个月讨价还价，只为了买锡耶纳派的三联画放在圣坛上面。

拉里接着问我格雷喜不喜欢巴黎。

“他好像有点茫然。”

我向他描述自己对格雷的看法，他边听边瞅着我的脸，眼睛眨也不眨，宛如沉思入定，我不晓得为什么，隐约觉得他并非用耳朵在聆听，而是运用了某种更敏锐的内在听觉，让我感到有些诡异且不大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