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关于《寒夜》
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一个夜晚,在重庆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我开始写《寒夜》。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我写了躲警报时候的见闻,也写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纠纷。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汪文宣进行的。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但肺病患者悲惨死亡的结局却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结局我见过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过肺病。的确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我写汪文宣,写《寒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我写《寒夜》,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陈范予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核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出歌颂“生之欢乐”的散文。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昔。”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王鲁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抗战初期他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体弱,不知道他有病。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核。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死去,他的妻子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难。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我写了几页稿纸就让别的事情打岔,没有再写下去。是什么事情打岔?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后,日军进入贵州威胁重庆的那件大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