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南海铁道纪行（七）（第2/5页）

首先，作为江南士大夫组成的政治团体，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大幅度取消或降低了江南地区的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朝廷财政濒临崩溃，财政开销几乎完全被摊派在了早已不堪重负的农民身上，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北方大量农民的破产流亡，直接导致了轰轰烈烈席卷中原的明末农民大起义。

简单来说，就是一群富人不肯缴税，把所有赋税推到穷人头上，直接逼反了穷人，导致了亡国的结局。

没办法，无论口号喊得多么好听，如何标榜自己的“一身正气，清廉正直，铮铮铁骨”，但是从阶级成分上来说，东林党的幕后金主就是一大群不肯缴税的阔佬，其主要政治目标就是让富人不交税，让穷鬼去死，即使某些有节操的士子看不惯这种事，但受制于背后的势力，也不得不昧了良心睁着眼睛说瞎话——正如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客们不管竞选时漂亮话说得再厉害，上任之后也很难违抗背后大财团的意愿一样。

其次，如此严酷的阶级压迫之下，整个明末的中国社会早已变成了一个嗞嗞作响的火药桶，正确的对策要么是减轻民间负担，给老百姓一条活路；要么是采取军人治国、铁血镇压的策略，一边在国内血腥弹压民众的反抗，一边发动对外战争，转移社会矛盾：一个国家就算再怎么穷兵赎武，只要在对外战争之中不断取得胜利，人民的凝聚力就多少还会有一些，政权的支持率也会勉强维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事实上，近代的日本财阀们同样也是自己穷奢极欲，却把苛捐杂税压到贫困百姓头上，逼得日本民不聊生，但好歹还知道要崇尚武力，依靠军国主义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往海外转移矛盾。然而，明末的东林党实在是史上有名的作死专业户，居然一边横征暴敛、把百姓逼得没活路。一边又极力打压武人地位，拼命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败坏军人名声，保持文贵武贱的格局——任何提高军人待遇，增加军队战斗力的提议，都会遭到东林党和整个地主缙绅阶级的疯狂打压，更不要说什么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转嫁社会矛盾了。

连古罗马的奴隶主都知道要养一群彪悍的打手监工，才能驱使奴隶干活，偏偏东林党却拒绝承认这个道理。想象一下，如果二战时期的日军也跟明末的朝廷官军一样，军械弹药都被倒卖掉，士兵成批饿死在营地，步枪和火炮都是一开火就炸膛的垃圾，海军舰队都是一出海就沉的破烂，军人出征打仗需要一路打家劫舍来凑军粮，回国还要“享受”贱民待遇和各类歧视……那么估计就是张学良大少都能在东京阅兵了。

第三，对于明末士大夫之中出现的“西学热潮”，俞国振这个穿越者曾经抱有很高的期望，以为是“开眼看世界”的一种进步表现。结果等到他真的跟几个“明末基督徒”与“西学爱好者”一交谈，顿时大失所望——如果说清末的洋务派虽然问题颇多，好歹还有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意义和救国强国的朴素热情，那么明末中国出现的所谓“西学东渐”，当真就只是士大夫饱食无事之余的消遣玩物而已。

在清末的时候，面对着工业革命之后急速变化的世界，还有被炮弹打开国门的现实，一部分士大夫不得不勉强承认了西洋人的强大，开始了向他们的学习。而在明末的中国，西洋人在遥远的东方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东西方的技术水平也没有拉开太多，明朝士大夫打心眼里就不认为他们有什么先进之处。

之所以在明末的时候，会出现西学流行的潮流，乃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权势都已经被瓜分完了，社会阶层已经固化了。那些缙绅大户的纨绔子弟靠着祖产就能不愁生活，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自然是热衷于功名和仕途，但也有很多人不是当官的料，于是就把精力放在各式各样的消遣上——那些比较传统的，自然是醉心诗词，一心想要成就文坛之名；那些比较放荡的，则整日流连花街柳巷，沉迷于温柔乡；那些爱好幻想的，则去修道炼丹、念经参禅，顺便买萝莉玩双修；最后一些喜好新潮的士大夫，才会去钻研各种西学、杂学。正如现代的富豪互相攀比豪宅、豪车、游艇、私人飞机和赛马；以及维多利亚女皇时代处于鼎盛阶段的大英帝国，有不少无心仕途的另类英国贵族，把海外冒险作为自己的主业一样——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当冒险家对英国贵族来说是件时髦的事儿，很容易由此成为伦敦上流社交界的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