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第3/4页）

至于哥廷根大学的梵文研究，也是有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的。记得Th. Benfey就曾在这里呆过。被印度学者称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梵文学家”的Wackernagel也曾在哥廷根大学呆过。他那一部《古代印度文文法》（Altin-dische Grammatik）蜚声世界学坛。他好像是比较语言学的教授。真正的梵文讲座的第一任教授是在印度呆了很长时间的F. Kielhom，他专治梵文语法学。他的《梵文文法》有德文和英文两个本子，在梵学界享有极高的权威。他的接班人是H. Oldenberg，是一位博学多能的印度学家，研究的范围极广，既涉及梵文，又涉及巴利文；既涉及佛教，又涉及印度教（婆罗门教）。他既是一个谨严的考证学家，又是一个极富有文采的作家。他的那一部名著《佛陀》，德文原文印行了20多版，又被译为多种外国语言出版，其权威性至今仍在。Oldenberg的接班人是Emil Sieg教授。在梵文方面，Sieg的专长是《吠陀》波你尼语法和《大疏》（Mahābhāsya）。德国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发掘出来了大量用婆罗米字母写的残卷，其中有梵文，由Luders、Waldschmidt、Hoffmann等学人加以校订出版，影响了全世界的梵学研究。这个传统由Waldschmidt带到了哥廷根大学，至今仍然是研究重点之一。除了整理研究残卷本身，还出版了一部《吐鲁番梵文残卷字典》。这些残卷，虽然是用同一种字母写成的，但却不是同一种语言。除梵文外还有一些别的语言，吐火罗文A（焉者文）和B（龟兹文）都包括在里面。详细情况下面再谈。在治梵文的同时，Sieg教授又从事吐火罗文的解读工作。Sieg先生的接班人就是Waldschmidt先生，换届时间正是我来到哥廷根的时候。

上面我简略地谈了谈德国的梵学研究的历史以及哥廷根大学梵学研究的师承情况。山有根，水有源，有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才能了解我自己学习梵文的师承来源。上面这一篇很冗长又颇为显得有点节外生枝的叙述，决非无用的废话。

现在回头再来谈我第一次上课的情况。因为只有我一个学生，而且还是一个“老外”，我最初颇为担心，颇怕教授宣布不开课。我听说，国内外都有一些大学规定：如果只有一个学生选课，教授可以宣布此课停开。Wald-schmidt不但没有宣布停开，而且满面笑容地先同我寒暄了几句，然后才正式开课。课本用的是Stenzler的《梵文基础读本》（Elementarbuch des Sanskrit）。提起此书，真正是大大地有名。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德国已经出了17版，还被译成了许多外语出版。1960年，我在北京大学开梵文课时，采用的就是这一本书。原文是德文，我用汉文意译，写成讲义。一直到今天还活跃在中国学坛上的七八位梵文学者，都是用这本书开蒙的。梵文语法变化极为复杂，但是这一本薄薄的小书，却能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极其准确地叙述那一套稀奇古怪的语法变化形式，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敬佩。顺便说一句，此书已经由我的学生段晴和钱文忠，根据我的讲义，补充完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waldschmidt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方法。第一堂课先教字母读音，以后的“语音”、“词形变化”等等，就一律不再讲解，全由我自己去阅读。我们每上一堂课，都在读附在书后的练习例句。19世纪德国一位东方学家说，教学生外语，拿教游泳来做比方，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学生推入水中，倘不淹死，即能学会游泳，而淹死的事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方法被批判为“德国法西斯的教学方法”，为此我还多挨了几次批斗。实际上却是行之有效的。学习外语，让学生一下子就跟外语实际接触，一下子就进入实践，这比无休无止地讲解分析效果要好得多。不过这种方法对学生要求极高，每周两小时的课，我要费上一两天的时间来备课。在课堂上，学生念梵文，又将梵文译为德文，教授只从旁帮助改正。一个教授面对一个学生，每周两小时的课，转瞬就过。可是没想到这么一来，从5月26日Anmeldung到6月30日Abmel-dung，不到四十天的工夫，这一个夏学期就过去了，我们竟把《梵文基础读本》的练习例句几乎全部念完，一整套十分复杂的梵文文法也讲完了。今天回想起来，简直像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