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第4/31页）

1月14日，星期五

一整个早上都待在泰格尔的谢尔出版社里找照片——这次同事和我终于去成了！我找到两张俄国大革命的旧照片，列入我的私人搜藏中；还发现几张以前没见过的俄国最后一位皇帝及家人很不错的照片，我也允许自己“征收”了——或许罗曼诺夫家族仅剩的几位生还者也会想保留几张副本。那栋建筑没有暖气，等我们看完时，已冻得全身发僵。我们搭便车回城，换了几辆私家轿车，甚至还搭上一辆鲜红色的邮车走了一段路。

保罗·梅特涅今天到柏林。我们一起到格斯多夫家午餐，然后他去波茨坦。他看起来精神很好，似乎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想到他马上得回俄国待几个月就觉得可怕。

从波茨坦车站出来走路回家途中，突然有几枚炸弹落在不远处。我拔脚狂奔了至少一里路，跑到官邸时警报才响。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一样非常紧张，男士们却拒绝下地窖，我们只好坐下来吃晚餐。这次空袭时间较短，我必须承认，有戈特弗里德和保罗在家，我们俩觉得有依靠多了。

1月15日，星期六

早上六点起床替保罗·梅特涅做了些三明治。等我去格斯多夫家吃午餐时，却很惊讶地发现他也在那里，原来他的飞机引擎故障，又掉头飞回来了。亚当·特罗特也在那里。

我在办公室里闹革命，想争取在柏林多待几天。老实说，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令我害怕。目前我的顶头上司布特纳态度坚决，甚至跟其他上司闹翻。

回家途中，我去城里极少数还在营业的美容院之一洗头，同时尽量搜购化妆品，因为克鲁曼修柏绝对没有。

稍后，罗玛莉·舍恩贝格、保罗和我，挤进托尼·绍尔马的车里，逛遍城里所有幸存的餐厅，想点生蚝吃——生蚝是少数不用粮票的可口食物之一。这样在夜里到处游荡，便是1944年柏林的夜生活！我们试了侯切尔，希望能买些葡萄酒，结果侯切尔已经关门了。最后男士们把罗玛莉和我放在伊甸旅馆残破的酒吧内，继续上路搜寻。我们摸黑穿过大厅，走到前厅，到处一片凌乱：水晶吊灯砸在地上，家具破破烂烂，碎物满地。过去几年，我们太常在那儿流连，此刻感觉仿佛像是自己的鬼魂重游旧地一般。旅馆方面已在讨论重建计划！

1月16日，星期日

早上5点起床，第二次送保罗·梅特涅离开，然后回床上睡到9点。本来想跟路格·埃森（他已返回柏林）一起去骑马——现在我们没办法做别的运动——抵达马厩之后，才发现那里已荒废。我们垂头丧气回官邸吃早餐，发现保罗又回来了！这一次飞机居然在他眼前起飞，所以他得再待一天。路格表示可以让他坐上一架飞往里加的瑞典飞机，但罗玛莉·舍恩贝格很明智地说现在列宁格勒前线的战况愈来愈糟，保罗在路上耽搁的时间愈久愈好！

我和布特纳打仗打输了，明天就得启程去克鲁曼修柏。

早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收拾行李，和保罗及罗玛莉聊天。接着安富索来接我们去他城外的住宅吃午餐。他现在担任墨索里尼的驻德国大使。饭后罗玛莉睡了个午觉——她觉得不太舒服——安富索和我则沿着湖散步。战前我在威尼斯就认识他；最近齐亚诺及其他11名法西斯当权分子被处决，令他胆战心惊。齐亚诺和他一直很亲近，他自己亦是极少数仍然对墨索里尼效忠的意大利高级外交官。墨索里尼垮台后，众叛亲离，安富索的决定虽然未必明智，但我敬佩他这一点。他是个聪明人，但他的工作却很难做，特别是他根本不同意德国人的作为。他借了几本介绍克鲁曼修柏的书给我。

安富索（生于1901年）终身从事外交工作，自1937年至1941年担任齐亚诺内阁的外交部长，驻派匈牙利。1943年9月意大利倒戈之后，奉派担任墨索里尼设在德国的萨罗共和国的驻德大使。大战结束后，成为法国战犯，因法国指控他为1934年刺杀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及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的共犯。获得无罪开释之后，他返回意大利，并重返政界，成为意大利国会中的新法西斯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