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而现在，您却在我们背上捅刀”（第2/5页）

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你不愿把波兰临时政府作为将来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你也不准备让它在那个政府里拥有一个应得的位置。我必须坦率地说，如果你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么解决波兰问题的一致决定便不可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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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个问题上——意大利的投降——丘吉尔和斯大林最终的意见是一致的。杜勒斯获准继续进行“日出”行动后，便立即要求格韦尔尼茨带那两名德国密使搭乘汽车和飞机前往位于卡塞塔附近的亚历山大司令部。起初，文纳少校和冯·施韦尼茨中校反对盟军提出的无条件投降条款，但是，在一次长达一夜的私下会谈中，他们被格韦尔尼茨说服了：每耽搁一分钟都意味着额外的损失与牺牲。

尽管如此，施韦尼茨仍然坚持给冯·菲廷霍夫上将发了一封电报，简要介绍了这些条款。可是，直到4月29日，他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施韦尼茨接受了劝说，在投降协议上签了字——定于5月2日中午投降——这样，文纳和他便可以及时把文件带给菲廷霍夫，让他命令前线部队停火。

在苏联少将A.P.基斯朗科出席的这个重要仪式上，施韦尼茨的讲话导致大家一阵惊愕。他说，就个人而言，他超越了自己的权限：“我姑且认为我的总司令冯·菲廷霍夫将军可以接受，但是，我不能对此负全部责任。”现场的见证人们诧异地窃窃私语，但是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威廉·摩根中将毫不犹豫地说道：“我接受。”于是，他代表盟军在下午两点十七分签了字。

第二天，丘吉尔发电报给斯大林：我们应该共同为这次大投降而感到高兴。他的喜悦为时过早。格韦尔尼茨设法把两名德国人带回了瑞士，但却无法让他们穿过边界再去奥地利。因为瑞士政府的最高机关——瑞士联邦委员会，已下令关闭所有边界。秘密谈判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开，对一个因严守中立而感到自豪的国家来说，显然是非常难堪的。

这时，艾伦·杜勒斯出现在了舞台上。他不顾外交礼节，在早饭前来到了一名瑞士官员家中。这名官员正在刮胡子，但杜勒斯打断了他，劝他准许德国人过境。最后，4月30日上午十一时，文纳和施韦尼茨终于获准离开瑞士去意大利。他们开着一辆摇摇晃晃的汽车，沿着偏僻的奥地利公路向多洛米蒂山中的博尔扎诺驶去，那里有一个德军指挥部。刚刚下过雪，路上的积雪尚未清除。他们之所以要走这条迂回的路线，是因为据说卡尔滕布鲁纳已封锁了主要公路，目的是阻止有关投降的文件被送到菲廷霍夫手里。

4月27日夜里，沃尔夫赶回了他在意大利的指挥部。他发现，到处都是混乱与踌躇。因斯布鲁克区区长霍夫刚刚通知最近奉命指挥南部所有德国部队的凯塞林，一项条约已在卡塞塔签订。凯塞林命令菲廷霍夫来因斯布鲁克见他。他激动地一再重复道，任何投降都不可能。随即，他当场解除了菲廷霍夫和他的参谋长汉斯·勒蒂格尔将军的职务，并命令他们去位于博尔扎诺东北方向的多洛米蒂山军事撤退区报到，在那里，他们会接到进一步的命令，并可能会被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菲廷霍夫顺从地动身去了多洛米蒂山，完全对沃尔夫和“日出”行动失去了任何幻想。但勒蒂格尔不愿跟他一起去。他与沃尔夫联手，向德军驻意大利的新任指挥官F.舒尔茨将军施压，逼他和自己同谋。然而，舒尔茨是一名不动声色的职业军官，没有凯塞林的完全同意，他必然拒绝行动。

文纳和施韦尼茨终于在4月30日午夜抵达了博尔扎诺，此时，形势似乎已毫无希望了。投降将在三十个小时后进行，而舒尔茨仍旧不愿认同该条约。沃尔夫和勒蒂格尔一直谈到天亮，最终得出了结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逮捕舒尔茨。早晨七点，他们把这位愤怒的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关进了集团军群的中央指挥所——一个宽敞的地下掩体，是用炸药炸开一块巨大的岩石建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