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史例述评（二）（第5/6页）

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从一开始，日本舰队的数量就居于劣势，连战列舰的使用都不能保证。当旅顺口内的俄国人出乎意料坚守时，引发了日军巨大的恐慌。设想当时东乡平八郎发出的信号代表着实际情况，假如旅顺分舰队的情况一如往年夏季，或者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提前十个月到达，实际情况就会发生逆转。但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来得太晚了，旅顺口分舰队早已损失殆尽。

在另一方，东乡平八郎也受到许多“假如”和“但是”的困扰。一名日本参谋记录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来之前的情况：

我们感到极大不安的时刻是临战前的两三天。我们预计俄国舰队最迟5月25日就会被我方在最南面布置的舰队侦察到。但是，我们没有接到报告，也没有任何关于俄国舰队的情报。敌人是否已经进入了太平洋并绕道津轻海峡或宗谷海峡[6]，这让我们更加焦虑不安。我们对敌人的航线毫无头绪，这是最考验我们的时刻。就连坚信敌人必定取道对马海峡的东乡大将，似乎也不安起来。

1796年的查理大公也面对着很多“假如”和“但是”。在这时，正值拿破仑在意大利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时。查理大公所取得的功绩就构成了巨大的“假如”。假如儒尔当和莫罗联合起来，查理大公所处的劣势就能引发无数的“但是”。然而，他克服了不利条件，以集中兵力对付分散的法国部队，凭借多瑙河的优越地理条件，巧妙地占据中央位置和内线。他在多瑙河及其南部支流所采取的行动，恰如同时期拿破仑在加尔达湖的出口明乔河的行动一样。查理大公用右翼部队扑向儒尔当所率领的法军左翼，而左翼则小心以劣势兵力牵制多瑙河南面的莫罗，他要求部队诱敌深入。在谈及这场战役时，查理大公以富有启迪的语言强调了拿破仑所推崇的专一性，即精力和力量的集中。伟大的指挥官正是抓住主要目的，并以此解决其他的诸多“假如”和“但是”问题。真理只有一个，查理大公说：“只要我打败了儒尔当，哪怕是莫罗打到维也纳也无关紧要。”

是否可以用查理大公的决心来驳斥那些主张把作战舰队分列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人？假如查理大公分兵对抗两支法国队伍，一旦莫罗打到维也纳，形势就危急了。因为分兵后，儒尔当就会处于优势，奥军只有后退，而儒尔当即可轻易地与莫罗会师。所幸，查理大公的英明决断，当莫罗逼近维也纳时，儒尔当已经败退至莱茵河畔，莫罗被迫急速后撤，不然，他就会遭到敌军的截击，交通线也会被切断。这种态势与结局和当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面临的又有什么区别呢？

哪怕维也纳因此陷落，其结局也不会改变。莫斯科在1812年陷落，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呢？控制欧洲中央的拿破仑曾试图同时从两翼对俄国和西班牙发起进攻。即使是拥有巨大实力的拿破仑面对两线作战也深感力不从心。我们有充分理由将作战舰队部署在大西洋或是太平洋上，但是，却没有理由将舰队分开部署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上。必须选定一翼作为舰队进攻时候的依托，同时，另一翼应该采取避战的方法，保持守势。用查理大公的话来说：“如果舰队能摧垮其对手，那么保持守势的一翼不论出现何种情况都无关紧要。”要注意的是，这并不能高枕无忧。莫罗如果真的打到维也纳，也会给奥地利人造成极大的麻烦。1898年，美国机动舰队被派往汉普顿锚地，就是为了保证北部海岸的安全。不使战争伤害一人，这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假如一处海岸遭到袭击、封锁、炮轰或占领，只要能摧毁掉敌人的舰队，那么这处海岸的损失对于国家安全和最后的胜利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先前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可以得到补偿。哪怕是一个国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只要它愿意承担损失，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和退路，便可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样地，一支在海外执行任务的部队，处于这种局势下，或许也能生存，汉尼拔就是例子。假如，兵员和补给都是由海上运输而来，那么结局又截然相反了。进入一个国家或许容易，想要从它领土上撤离就不是件易事。海洋曾是威灵顿和东乡平八郎的安全保障，而汉尼拔和1798—1801年在埃及的法国人则都是因为失去了海洋而惨遭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