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2/28页）

对空军指挥官佩拉德来说，看见士兵在黑暗中四处乱窜就好像是一片混乱。但是，总参谋长古尔作为步兵一路走来，理解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感到满意。古尔的助手哈盖·瑞格夫，在“突击”过程中也跟随着侦察营的士兵。约尼和瑞格夫从“赎罪日战争”伊始就相识了，那时约尼和手下的队员都加入了第七装甲旅。瑞格夫也在该部队服役，为的是突破叙利亚人的防线。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保持联系并偶尔见面。“在演习中，我的感觉就是他想努力告诉我一些事情，”瑞格夫说，“他很累——也许还有一些身体不适，但肯定是筋疲力尽了。虽然言语不多，他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告诉上司一切都好，我们时刻准备着’……在我看来，他觉得演习还不是太完美，也许会让不得不作出决定的高层失去一些信心……我认为，他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也许他不能亲自跟决策层请命，因为可能引起怀疑，某些事情并不是很恰当。而这个信息就是：‘一切顺利。告诉他们不要担心。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如何完成的，但我们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然而，我记起来他是那么的疲惫。这种身体的透支，源自于他的工作负担而不是心理原因。至少，这是我所能感觉得到的。”

演习之后，古尔只对约尼讲了寥寥数语，对吉普车被塞得如此严实不太满意。他担心如果士兵需要采取行动，这般拥挤会碍手碍脚。“这看上去就像一堆人在前进，而不是一辆吉普车。”古尔准将回忆说。他要求每辆路虎车减少一些士兵。约尼说，他觉得这样没问题，而且他们以前这样做也没有出差错。但古尔坚持己见，最后他们一致同意每辆车减少一个士兵。

当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时，亚力克说，“气氛很紧张。大家面面相觑。就像往常一样，每个人开始四处张望，想努力地找到将要被劝退的‘那个人’。我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我是一个后备人选啊。要在过去，我会自然地开始低头盯着地面，双脚挪来挪去，不知往哪放。但现在不会了。从约尼召见我的那一刻开始，我就非常清楚：这事成了。现在，没有人可以让我退出。这次他们开始四处张望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没有人可以让我退出。”古尔和约尼在演习之后的大部分商议都在战地帐篷里进行，而帐篷在前一天夜里才搭建起来，并且当天用作伞兵和戈兰尼士兵的餐厅。在那里，古尔把观摩演习的高级军官们召集到一起，询问他们关于行动可行性的看法。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在木制长椅上围着折叠桌子而坐，上面摆放着拉米·多坦精心准备好的西瓜片。从肖姆龙的讲话开始，古尔在即将参与行动和观摩演习的军官那里听到的都是赞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突击行动很可能会一举成功。肖姆龙说，如果第一架飞机能顺利着陆，行动就能取得胜利。他强调，整个行动取决于第一架飞机。

古尔现在必须做出决定，是否要向内阁建议执行计划。他对主力部队和助攻部队的表现都有特别深刻的印象。现在，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出最后的决断。因为没有他的明确支持，派遣士兵执行计划将是不可想象的。

在那一刻，古尔很明显地感觉到作为国家最高军事指挥官，所有责任系于一身。他首先要对属下人员负责，只要他的命令一出，他们将要奔赴一个数千英里之外的、知之甚少的作战目标。然而，失败的结局可能要超出这个国家所发起的任何军事行动。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人质或救援部队的伤亡是多还是少，而是行动成功的标准难有定论。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两种残酷的场面。一是所有的人质在救援部队还没有能够接触到他们之前就被杀害了；二是以色列士兵和军官的精英分子会遭遇麻烦而不能从空中撤离，这一点没人敢断言。而最好的情况就是，他们不得不与乌干达军队交火，然后一路突围到120英里之外的肯尼亚边境。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所有的人都被俘虏或者被消灭。这将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灾难，而且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外交政策失利。最终的军事责任将落在总参谋长的肩上，是他建议政府做出了一个如此疯狂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