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28页）

“但是，约尼坚持留在第一批进攻的队伍之中，”跟约尼曾经交谈过的施洛莫·瑞斯曼说，“特别是在埃胡德·巴拉克准备退出行动且担任某个高层指挥之后。”整个行动的关键将是进入大厅的那一刻。因为在人质救援过程中，士兵进入大楼时会忽略在城市巷战中最基本的人身防护。而进去之后，他不能直接就扔一颗手榴弹或者火力全开，必须要在开枪之前尝试将人质和恐怖分子区分开。开火的时候，他也只能对准特定的目标单枪单发，以免伤害到人质。“对士兵来说，这无异于自杀，”一位侦察营的军官解释说。“你进攻的时候，感觉好像一只手是被绑在身后的。”14约尼明白，即使所有其他的事情，比如飞机着陆、穿越机场、阴谋伪装等都畅行无阻，这一刻却能决定整个战斗。哪怕一秒钟的犹豫都意味着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人质数量之多是史无前例的，死亡总数也许会让马洛特大屠杀都相形见绌。

施洛莫也说，“约尼不愿意采纳我们的反对意见。我想，他明白树立个人典范是多么的重要。”不过，这个决定是针对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而言的，而不是针对他的队友。“约尼有任何理由不加入攻击大楼的队伍。而出于某种自由的意志，他把自己置于那样的境地，担任如此危险的一个角色——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或者至少是一种非比寻常的责任感，”阿米尔说。

初始命令一旦发布，在早晨举行针对所有士兵的通报会的时间就确定了。军官们分散到各处给队伍布置任务并启动训练。约尼和几个参谋出发前往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步兵和伞兵指挥官丹·肖姆龙已经在那里组织好了队伍，并将发布他的正式战斗命令。在通报会会议室，所有参战单位的指挥官已经到齐，包括伞兵指挥官马坦·维尔奈上校和来自戈兰高地的乌里·沙古伊上校。维尔奈回忆说，约尼晚了一会儿才到，而肖姆龙那时已经开始简要汇报了。“我们听肖姆龙陈述了计划的总体情况，”侦察营的情报官阿维说，“在经历了前一天的批评和建议后，计划对兵力和飞机数量进行了大幅削减。兴师动众的初始计划已成为历史。”

肖姆龙在通报会结束的时候，告诉侦察营的指挥官们，他们要在上午把行动方案呈交上来。然后，约尼和他的军官们返回到基地。肖姆龙的情报官布赖恩也跟了过去，因为他有一些8毫米的家庭录像带要转交给侦察营。前一天晚上，在步兵和伞兵指挥部与空军方面联合召开的全员大会上，一名空军油料官来找过布赖恩，给了他一个在乌干达服役过的中士的电话号码。“他有那个机场的录像带，”他告诉布赖恩。那天晚上，布赖恩就开车到了中士的家里，确实发现他有两个在恩德培机场摄录的视频：一个是伊迪·阿明起飞前往以色列，另一个是教皇抵达乌干达。他带走了这两盘录像带和放映机。甚至，他还带走了电源线。

现在，他给约尼和其他队员放映的视频，是从旧控制塔的顶部拍摄的。“视频所显示的图像令人非常震惊。这个五层楼的塔完全控制了整个区域——特别是航站楼的入口处，”布赖恩回忆说。上午晚些时候，布赖恩给马坦·维尔奈看了一段电视新闻剪辑，里面有一个新航站楼的快速镜头。维尔奈第一次对队员们将要占领的这栋建筑有了一些认识。就像许多局外人一样，他也顺路来到侦察营了解情况，因为侦察营收集了有关机场最新、最精确的情报。

约尼的办公室不断地有军官们进进出出，接二连三的电话也没有停止过。其中一位来访者是军士长丹尼·达冈，他有42岁，隶属于侦察营的“老年团”。尽管他和约尼的年纪相差12岁——可能这是部分原因——但他们已经成为了朋友。他们第一次相识是在大约三年前的“赎罪日战争”期间。战争爆发以后，丹尼作为一个平民在侦察营的后备役听命，有好几次都是负责一个技术岗位。在阿拉伯人的突然袭击后，头几天显得慌乱无序。丹尼不知怎么弄到了一辆军用指挥车，开到了北部战线。他穿梭在侦察营的各个军官之间，要求加入他们的队伍。他没办法为自己的努力展示些什么，直到他遇见了约尼。“我的指挥车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他说。让他惊讶的是，约尼同意了。“尽量跟着我们，”约尼告诉他，“如果他们让你一路通关，那就太好了。”丹尼每天驾着车，从戈兰高地的前线到罗什皮纳城为侦察营运送装备和物资供应。“约尼的士兵们早晨六点钟的时候，就戴着头盔钻进了半履带车。”丹尼这样描述。“约尼会亲临前线。到了晚上，士兵们也是等其他人都走了才撤回。约尼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形势所需，这在那些东奔西跑的人群里算是一个真正的例外。那个时候，我开始与侦察营结下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