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2/2页）

双管在握的作家要表现一种经验时，怎能决定该用诗还是散文呢？诗的篇幅小，密度大，转折快，不能太过旁鹜细节，散文则较多迴旋的空间。所以同一经验，欲详其事，可以用散文，欲传其情，则宜写诗。去年初夏，和沙田诸友爬山，从新娘潭一直攀上八仙岭，终于登上纯阳峰，北望沙田而同声欢呼者共为六人：梁锡华伉俪、刘述先、朱立、黄国彬和我。当时登高望远临风长啸的得意之情，加上回顾山下的来路，辛苦，曲折，一端已没入人间，那一份得来不易的成就感，用诗来歌咏最能传神。用散文也能，若是那作者笔下富于感性，在叙事、抒情之外尚能状物写景。可惜纯散文家裏有一半不擅此道。另一方面，若要记述事情的始末，例如还有哪些游伴留在山下，为什么不曾一起仰攀，有谁半途而回，是谁捷足先登，是谁掌管水壶，是谁在峰顶为众人的狂态拍下照片，甚至谁说了一句什么妙语，若要详记这些旁枝细节，用散文，就方便得多了。诗一上了节奏的虎背，就不能随便转弯，随便下来。诗要叙事，只有一个机会，散文就从容多了。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裏，以文为诗，常受批评，但是反过来以诗为文，似乎无人非议，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大致说来，散文着重清明的知性，诗着重活泼的感性。以诗为文，固然可以拓展散文的感性，加强散文想像的活力，但是超过了分寸，量变成为质变，就不像散文了。

史密斯编英国散文选，所选作品多半以诗为文，句法扭曲，词藻缤纷，语气则慷慨激昂，结果卡莱尔的呼喝腔调入选颇多，朱艾敦的畅达文体却遭排拒。克勒登．布洛克批评这种观念说：「他认为英国的散文在最像诗的时候才最了不起；他认为英国的散文被诗的光芒所笼罩，几乎成了诗的穷亲戚。法国人看到他编的这本散文选会说：『这一套真是雄壮极了，但是不能算散文。写出这种作品来的民族，能高歌也能布道，但是不会交谈。』」

散文可以向诗学一点生动的意象，活泼的节奏，和虚实相济的艺术，然而散文毕竟非诗。旗可以迎风而舞，却不可随风而去，更不能变成风。把散文写成诗，正如把诗写成散文，都不是好事。

我曾经戏称诗人写散文为「诗余」，更自谓「右手为诗，左手为文」，令人感觉好像散文不过是我的副业，我的偏才，我写诗之余的外遇。一般评论家接受这个暗示，都喜欢说我「以诗为文」；言下之意，有些人不以为然，但更多的人却首肯或者默许。三十几岁时，我确是相当以诗为文，甚至有点主张为文近诗。现在，我的看法变了，做法也跟着变了。

说一位诗人能写散文，因为他以诗为文，未必是恭维。这好比是说，他是靠诗护航而进入散文国境的，又好比是靠诗的障眼法来变散文的戏法，算不得当行本色。其实，我写过的散文裏面，虽有许多篇抒发诗情画意，放乎感性，但也有不少篇追求清明的知性，原是本位的散文。在这本散文新集裏，诸如〈沙田七友记〉、〈没有人是一个岛〉、〈我的四个假想敌〉、〈开卷如开芝麻门〉、〈爱弹低调的高手〉、〈横行的洋文〉、〈何以解忧？〉等篇，应该都是本位散文，不是以诗为文就文得起来的。这些作品应该是散文的居民，不是游客。我的三十篇「隔海书」，也是如此。

散文不是我的诗余。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体。正如佛洛斯特所言：「双目合，视乃得。」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于西子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