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故事（第8/49页）

圆明园的秋天色彩缤纷，树林静静的。

远处的红楼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室。我记起阳光投在黑板上，白杨树的影子在那儿摇，老师用教鞭敲着黑板：“注意啦，注意啦……”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金涛说：“嘿，犯什么傻呢，赶紧再摸一回吧。”

“真的，下个月就该走了，再摸一回吧。”

仿佛单单是摸鱼这件事，使我们感到了一点儿离别的味道，感到了一点儿人生的严肃。我们在小河上筑坝、淘水，摸了不少鱼，摸到很晚。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河边搓着冻麻了的腿和脚，又觉得很快活了。鱼在水盆里翻着银光，“扑棱扑棱”想往外跳。仲伟说：“小彬跟刘溪可不是一派的。”金涛说：“那有什么新鲜的，我爸跟我妈就不一派……”

/六/

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有一回李卓从美国来信还提到当年在圆明园摸鱼的事。他在读博士。他说他买了一辆旧“丰田”，很便宜，暑假里开着车出去旅游，从芝加哥到亚利桑那，看了科罗拉多河大峡谷。“可惜没有咱们那哥儿几个在一块儿。”他说。他说美国实在是很不错，可他每一秒钟都忘不了那是人家的。他说等他回国后，“咱们哥儿几个也来一次旅游，回清平湾去看看。”我说别忘了，那会儿你就没有“丰田”了。

从北京到清平湾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西安，那条路好走些。另一条路是走太原，走介休，然后换汽车从军渡过黄河，到绥德歇一宿，再换汽车到永坪，下了汽车再走三四十里山路。插队那些年我们多半是走这条路，难走，却能少花几块钱。这条路建筑和保养得都差，逢上雨雪，汽车说不定在沿途的哪个小镇子上就走不动了。我们就花三毛钱在车马大店的长炕上找一个位置，盼着天晴。三毛钱只够在那条长炕上躺直，没有铺盖；走这条路原本是为省钱，当然不舍得再花五毛钱去租一条油光光的被子。

去年回清平湾去，当然走了头一条路。

同行的几个人连背带抱把我弄上卧铺车厢。我平生头一回坐卧铺。追溯到上一回坐火车，还是在插队的时候。

北京站没有什么变化，和十六年前去插队的时候差不多。不过站台上人群的色彩变了。那时候都是蓝的、灰的、国防绿，如果见一点儿红色，确定无疑是袖章或者语录本。现在处处是披肩发、牛仔裤、国际流行色。不过十几年罢，历史的脚步不算慢。换一种说法也对：十几年啦！还不算慢？还要怎样才算慢？我是想：历史以自己的脚步在向前走，旁若无人。

火车又很平稳地起动了。仿佛就在昨天。

于是眼前渐渐开阔。火车行驶的声音在旷野上散开，也显得弱小、轻飘。

凡是树木茂盛处，就是一个村落。

村子里的人见了火车头也不抬。

在我们那儿，不少老婆儿连汽车也没见过，更别说火车。清平湾不通汽车，要看汽车得翻两架大山到几十里外的小镇上去，那些老婆儿们的三寸金莲又走不动。套上驴车专程去看一回吧，她们又觉得那太近奢侈和浪费。她们倒都见过飞机，是胡宗南的轰炸机。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命运其实不公平。在太行山当过兵的那个说，他家请了个小保姆，从安徽农村来，十七岁。有一回他在这屋里写东西，偶尔到那屋去找一本书，见那小保姆正在穿衣镜前做一个舞蹈姿势，显然是从电视里学的，学得确实很到家。他说他马上想起在太行山时认识的一个小女孩。那时他们时常给邻近的老乡演点样板戏一类，他能拉两下子小提琴，那女孩就来缠他，央告着也让她拉两下，“看我拉得响不。”这孩子颇有灵气。他离开太行山时，那孩子拉得已经不比他差。“可惜没有个像样的老师教。”他说，“那孩子现在也得有十七八了。”然后他又细推算一回，说哪止十七八呀，他离开那儿已经十五年，那孩子应该已经出嫁，没准儿都成了孩子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