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故事（第45/49页）

/三十四/

后半夜雪停了。听说六十里外的义合通了车，人们都决定步行到义合去。我们想，也只有这办法。行李成了麻烦，六十里雪路，空手走尚且不知会不会累死。附近的老乡早看下了这个赚钱的机会，扛着扁担的、拉着架子车的，都来揽营生。这段路大约常出毛病。

你伸一只手，我伸一只手，在老羊皮袄底下互相摸指头，名之曰“掐码。”陕北人做买卖都这样。你出三个指头，意思是，你认为这事得给三块钱；我少出一个，意思是，这么几步路两块钱足够了。都不明说，怕让围观的人捡了便宜，也怕让哪个冤大头漏了网。

白色的群山越来越清楚了。从夜里走到天亮。到处是赶路的知识青年，都累得疲惫不堪。还有担着行李或拉着行李的老乡。猛看去，如同逃避战乱的流民。

“歇会儿嘿！歇会儿再走嘿！”认识不认识的，都打招呼。

“别歇啦！天都亮啦！”大家走着一条路。

太阳出来了，路开始变得泥泞。但是太阳出来了，天不再那么黑了，也不再那么冷。太阳从白皑皑的山顶上，把光亮撒开。

给我们拉行李的是个四十几岁的汉子，大下巴，一脸胡茬。十个人的行李加起来得四五百斤，他一个人拉着，靠一辆破车。他只要了五块钱，却相信自己占了大便宜。上坡时我们帮着推一把，倒让他很不安，一个劲儿跟我们说他窑里的病着，意在说明他是多么需要这五块钱。

“车是生产队的，还要给队里交半块钱咧。”

王建军的姐姐掏出烧饼来给他。

他脸上焕发出光彩，两只粗手在腿侧反复搓擦：“能行哩？”

“咋，操心吃。”她的陕北话学得漂亮。

他转眼间吃了六个，又咬一个在嘴上，便拉起车来又走。

金涛在后边喊我，让我等等他。

“你猜王建军他爸爸是谁？”金涛在我耳边说，又是满脸神秘。

“谁？”

他说了一个吓人的名字。

“又他妈牛。”

“牛是孙子，嘿，牛是孙子。给咱们送烧饼的那个女的跟我说的。”

“那他怎么姓王？”

“他改姓他妈的姓了，他妈姓王。”

“我早看出他们家里有事儿。”

“我也是。”

“要不他这么小干吗来插队。”

“后来他妈也失踪了。”

“失踪了？”

“不知道给弄到哪儿去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家准有事儿。”

“嘘——轻点儿。她们就在后头呢。”

当时我们急着赶路，怕误了义合的班车。

几年后听说王建军的父亲又恢复了工作。后来又听说他上了大学。前两年我遇见过一回王建军的姐姐，在美术馆，我认出她来，她认不出我了。“忘了那年回陕北，咱们一块儿蹲车站了？”“哎哟！是你呀。”她又看了我一会儿，似乎还有怀疑，“你的腿怎么啦？”“王建军现在在哪儿？”我问。“在国外。哦，使馆里。哦，当翻译。你这腿是怎么啦？”我稍微解释一下，又问起另外两个女的。“一个在当大夫，另一个……你不知道？死了。死了八年了。”我们在美术馆的游廊里坐了一会儿，说些往事，说着高原上的那条雪路。我心里似乎惴惴的，有个问题。“怎么死的？”不对，不是这个问题。“打窑时塌死的。她硬要进去掏土，窑塌了……”“是哪个？她们俩，是哪个？”“靳秀芳。”“哪个是靳秀芳？那个挺漂亮的？”对了，是这个问题。“秀芳可不漂亮。”她说，望着街上往来的人流。我竟然松了口气，天！就因为她长得丑？“夏天死的，运不回来，只好埋在了村后的山坡上。”我想着那个风雪之夜，那个小车站，靳秀芳给我们送烧饼来，放下就赶紧跑了，还红了脸。她已经死了，埋在了黄土高原上。她只不过长得不太好看，其实根本算不上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