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教皇贝萨里翁全力促进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400—1500 A.D.)

克里索洛拉斯的范例发生作用，一批批难以糊口而学有专长或精通语言的移民，前来意大利推动复兴希腊文化的工作。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感受到土耳其军队带来的恐惧和压力，纷纷逃往一个神奇而富足的自由乐土。宗教会议将希腊教会之光及柏拉图哲学的神谕引进佛罗伦萨。流亡人员坚持统一，不仅在于善尽基督徒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完成正统教会的复兴大业，所以他们有双重理由可以抛弃自己的家园。一名爱国者受到高官厚爵的引诱，牺牲自己的党派和良心，仍旧可能具有个人和社会的美德。他不再听到奴才走狗和变节分子的指责，从新交往的人士中得到地位，使得他在自己的眼中恢复尊严。贝萨里翁审慎信奉正统教会的态度使他获得罗马的紫袍，这时他定居在意大利。这位希腊的红衣主教也是名义上的君士坦丁堡教长，被尊为全民族的首领和保护人。他出使博洛尼亚、威尼斯、日耳曼和法兰西，展现出过人的才能。等到他参与圣彼得宝座的选举活动，在枢机主教的秘密会议难以掌控的气氛中，他的当选一度摇摆不定。[143]他在教会的地位使得文学成就和作品能够散发出显赫和崇高的光辉。他的府邸像是一所学校，每当这位红衣主教拜访梵蒂冈，总有两个民族组成学者的队伍在一旁陪伴，[144]这些人互相捧场也获得公众的赞扬，那些已经尘封的作品在当时不仅受到喜爱也很管用。

对于15世纪致力于恢复希腊文化的人士，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只要满怀敬意提到狄奥多尔·加萨、特拉布宗的乔治、约翰·阿吉罗普卢斯和德米特里乌斯·卡尔科科戴勒斯也就够了，他们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学校教授本国的语言。他们的努力比起贝萨里翁毫不逊色，只是他的紫袍受到尊敬，他的运气为他们在暗中羡慕而已。但是这些文法学家的平生显得寒微鲜为人知，他们拒绝走上教会这条可以飞黄腾达的路径，穿着和举止像是被排除在经商这个行业之外，要是他们的长处仅限于学识这个范畴，那么或许满足于安贫乐道的报酬。就这个问题来说，雅努斯·拉斯卡里斯[145]倒是一个例外，他那出众的辩才、潇洒的风度和皇家的出身，受到前后几位法兰西国王的重用，在这些城市他被请去教学或是参加谈判。责任和兴趣激励他们加紧培养对拉丁语的研究，其中最有成就的人士获得说和写的能力，运用这种外国语文不但流利而且文雅。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土抱着根深蒂固的虚荣，他们的赞誉或至少是敬意仅限于本族的作家，这些人为他们带来名声和生计。有时他们用肆无忌惮的批评或嘲讽，表示对维吉尔诗篇和塔利[146]辩词的轻蔑之意。

这些大师的优越性来自亲切使用一种活的语言，那些最初的门徒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实践方面，要是与他们的祖先相比，退步的状况不能以道里计。他们引进谬误的发音[147]，被学校中明理的后辈废除。他们完全不了解希腊人对重音的重视，那些古阿提卡语的腔调，听进阿提卡人耳中如同歌唱的音符，必定是产生和谐而又不为人知的精义所在，后来在他们的眼中如同我们今日所见，是一堆无声无息没有意义的符号，出现在散文中显得多余，更会给韵文带来困扰。他们的确掌握了文法的技巧，阿波罗尼乌斯和希罗底安价值很高的只言片语在课堂中被灌输给大家，他们有关句法和语源的论文，虽然欠缺哲理的概念，学习希腊语的学生仍旧可以运用。拜占庭的文物遭遇劫难时，每位流亡人士总要携带一部分财物，或许是某些作家的一部书，如果不是他费尽力气带出来，可能就此在世间绝灭。手稿经过不断的抄录和文人雅士的需要而增加，原文的谬误得到勘误和改正，年长的训诂家添加注释对其加以解释，希腊古典作品经过翻译传到拉丁世界，虽然神韵不足但是原义未失，意境之美在译本中当然更难保持。狄奥多尔·加萨的判断非常正确，选择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弗拉斯图斯更有分量的著作，有关动物和植物的自然史，为真正的实验科学打下坚实而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