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坎塔库泽努斯的摄政、反叛、即位和废立(1341—1355A.D.)

坚固的城市德摩提卡在他的特定版图之内，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皇帝在此称帝，他的右脚由高贵的亲戚帮着穿上紫色的官靴，左脚则是由拉丁人的首长替他穿靴，他将骑士的勋位颁赠给他们。然而即使在叛变的行动中，他仍旧孜孜不倦地表现出忠诚的态度，公开宣布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和萨伏伊的安妮的头衔，位置在他自己和他的妻子艾琳的前面。像这样毫无意义的登基典礼(1341年10月26日)，只能在表面暂时掩饰谋反的罪行，何况孤儿寡妇并没有个人的缺失，不足以使一个臣民有借口起兵反对他的君主。缺乏事先的准备，更无法预知后面的结果，反而可以使篡夺者确定：自己做出这个决定是基于不得已而非主动选择。君士坦丁堡拥护年轻的皇帝约翰五世，保加利亚国王被请求出兵前去解救哈德良堡，色雷斯和马其顿的主要城市经过一番犹豫和考量以后，宣布不再听命于内卫统领。部队和行省的领导者基于个人利益的打算，情愿接受妇人和教士较为仁慈的统治。

坎塔库泽努斯的军队分为16个师，配置在梅拉斯河的两岸，用来劝告或威胁首都。然而部队在背信弃义及畏惧之心的驱使下四散而逃，军官普遍接受贿赂，特别是拉丁的佣兵部队，他们愿意向拜占庭宫廷输诚。等到他丧失部队的向心力和效命之后，身为叛徒的皇帝(他一直在这两种身份之间随着命运而起伏浮沉)带着有所抉择的残部，夺路前往帖撒洛尼卡，然而他的事业在这个重要的地点还是以失败告终。他的敌人、大公爵阿波考库斯带领海上和陆地的优势兵力在后面紧追不舍，他被赶离海岸，用急行军的方式逃向塞尔维亚的山区。坎塔库泽努斯将部队集结起来，详细调查有哪些人愿意跟随他接受已经大难临头的厄运。那些怯懦自私的多数派屈服于现实或是退缩避走，忠心耿耿的队伍减少到2000名“志愿军”，至少也有500人。塞尔维亚的藩王也被称为“克拉尔”[352]，给予慷慨而友善的接待，但是联盟关系在不知不觉中破裂，他被视为一名乞儿、一名人质、一名俘虏。在这种极其悲惨的依从生涯中，他在蛮族的门口等待即将到来的命运，一位罗马皇帝的生命和自由完全任人支配。最有诱惑力的出价也无法说服克拉尔违反诚信的原则，但是他很快倾向于实力较强的一边，他的朋友丝毫无损地被打发离开，重新去面对充满希望和危险的枯荣盛衰。

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1341—1347 A.D.)，争执的火焰不断燃烧，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结局，带来更为狂暴的愤怒。贵族和平民的党派倾轧，坎塔库泽努斯和帕拉罗古斯两个家族的拼斗，使得东部帝国所有的城市陷入混乱和迷惑之中。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受到双方乞求协助，被当作达成个人野心的工具，使整个国家遭到破坏和毁灭。摄政对于这种灾难感到极为悲痛，然而他是受害人也是始作俑者。坎塔库泽努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对于国外和国内战争的特质有极其精辟的描述。他说道：“国外战争有如温暖的夏日，总是可以忍受，有时会有益于身体的健康；国内战争有如热病的高烧，消耗精力，不予治疗就会丧命。”[353]

将野蛮民族引进文明国家的冲突和斗争之中，这种极其不当的措施充满羞辱和灾祸，虽然靠着强制的力量能取得一时的利益，但就人道和理性的最佳原则而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谴责。抗争的双方都指控对手犯下里通外敌的罪行，通常是得不到助力的一方，带着嫉妒的神色大声咒骂，事实上对于成功的先例很高兴地加以效法。亚洲的土耳其人或许并不比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牧人更为野蛮，但是基于宗教的原因，他们成为罗马和基督教不共戴天的敌人。为了获得埃米尔的友谊，两个党派的竞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行为非常卑鄙而且舍得投下本钱。坎塔库泽努斯靠着高明的技巧，获得他们的青睐，然而援军和胜利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把女儿嫁给一个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成为俘虏，同意奥斯曼借道进入欧洲，这是引起罗马帝国灭亡最为致命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