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形嗜血动物:巨奸魏忠贤来了(第6/7页)

在此前后,据说只有一位张皇后敢于在任何场合都不买魏忠贤与客氏的账。她力图劝阻皇帝过分宠信魏忠贤的行为,并且有意在皇帝面前阅读《赵高传》。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天启皇帝似乎是一位在女色方面相当疏淡的皇帝,这使皇后的劝谏看不出任何效果。

公元1625年,即天启五年,从正月开始,魏忠贤就向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四月,杨涟等“六君子”被捕,罪名是接受熊廷弼的贿赂,贪赃枉法。天启皇帝朱由校下令严刑追赃。

九月,六人全部被拷打致死。据说死后认尸时,六人已被拷打得完全无法辨认。

杨涟是朱由校的父亲临死时的托孤之臣,在朱由校登基前后立过大功。天启皇帝何以对他下此毒手,人们一般只能归因于魏忠贤的陷害。还有一种说法,干脆认为魏忠贤已经可以肆无忌惮地伪造圣旨了。

熊廷弼其实与东林党人是敌对的。他的被捕入狱,是东林党人在政治上自命清高、不识大体、只顾党同伐异,从而损害国家利益的典型例证。魏忠贤之所以要把他扯进来,据说是因为他刚入狱时,曾经想托人送四万两白银给魏忠贤,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送。而魏忠贤已经听说这回事,却没拿到银子,于是自然恨上了熊廷弼。这次顺手把敌对的双方硬扯到一起去杀掉了。

公元1626年,即天启六年,朱由校下令再兴大狱,将周顺昌、黄尊素等七人逮捕入狱。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大冤狱。天启六年岁在丙寅,故史称“丙寅诏狱”。这次被捕的七个人,与前面的“六君子”一样,相当有人望,因此,抓捕行动在他们的家乡激出民变,前往苏州的锦衣卫官员甚至被当地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了两人。最后,这七个人无一幸免,全被迫害致死,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谋杀。

在此期间,朱由校颁布诏书,正式将东林党人定为“奸党”,并大张旗鼓地修撰《三朝要典》,试图对万历晚期以来的各大疑案作出结论,盖棺定论。结果,这些一时间传布全国的堂皇文字,只过了不到两年,随着朱由校的死去,而被推翻,并且长久地成为了后代的反面教材。

从公元1620年10月到1627年9月,天启皇帝朱由校当了七年皇帝。这期间,辽东局势日益糜烂而不可收拾。

先是熊廷弼,这位富有战略眼光和才干的辽东经略,被支持东林党人的内阁首辅、兵部尚书及其联合支持下的辽东巡抚联起手来,弄得一筹莫展,最后作为东林党政治才能低劣的替罪羊,被捕入狱。

然后是袁崇焕,这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一代名臣、名将。

天启六年正月,袁崇焕获得宁远大捷。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兴城县。这次大捷,是明朝与努尔哈赤开战以来的第一次战役性胜利。这里面,除了袁崇焕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外,平心而论,朱由校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对宁远战略地位的认识,显然比朝廷中的绝大多数文武百官还要高明。因此,他对袁崇焕的支持也相当大。这次战役重挫清军,努尔哈赤负伤。据说,这也是努尔哈赤有生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败仗。因此,努尔哈赤郁郁寡欢,不久竟然死掉了。

第二年,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五六月间,袁崇焕又在朱由校的支持下,重创皇太极,取得了宁锦大捷,即在今天辽宁省的兴城、锦州一带,取得了第二次对清军作战的胜利。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在为这些空前的胜利论功行赏时,朱由校连续表现出他的没心没肺,魏忠贤获得了大明帝国历史上空前的表彰——由于他是宦官,所以用封赏他的家人来表达对他功劳的奖励,他的一个侄子被连升九级,加封太师,位列三公之首,也是文臣之首。这是大明一代除了张居正之外,很少有人活着时能够得到的崇高官职与荣誉。魏忠贤的两个分别为三岁和四岁的侄孙,则被封为侯爵与伯爵。而在前线浴血奋战的袁崇焕等将领,则只是按照普通战功,升一级以资鼓励。而且,不久后,朱由校莫名其妙地开始批评、责备袁崇焕的一些部署与做法。袁崇焕亦听说魏忠贤对自己耿耿于怀,于是,灰心之下,这位唯一可能挽救辽东危局的人辞职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