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品人识鉴（第2/11页）

一般来说，王朝更迭时，往往社会会发生大动荡，这时候就会有一批人出山建立功名，另一批人入山避于林泉。而新王朝建立后，皇帝为展示宏大气象，同时也是出于考虑百废待兴的国家的恢复目标，就会征召隐士出山参与王朝的巩固与建设。刘秀即如此，所以东汉之初，全国各地都贴着征召贤良的公文。

有很多隐士确实重新返回了岗位。但最有资格的严光却拒绝了。

他是皇帝的老同学，早年曾和刘秀一起在长安读书。刘秀曾亲自去请严光，但后者高卧不起，刘秀上前，抚严光腹部，说：“子陵！不肯出山相助，为何？”

严光睡而不应，过了半天，慢慢睁开眼睛：“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强迫！”

刘秀说：“子陵！我竟不能请你出山吗？”于是叹息而去。

刘秀仍不放弃，又请严光到皇宫，两人长卧回忆往事时，严光将脚搭在刘秀的肚子上，皇帝也没有脾气，但仍无法说动严光。

严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纯粹的隐士。

他的隐逸与政治立场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的价值观。

最后，他离开洛阳，返回富春江，在那里以垂钓度过余生。严光对后世士人影响极大，成为东汉以后隐士的标杆。北宋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但后世对严光于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有严厉批评。总结起来一句话：如果不是刘秀收拾乱世，哪有你在江边安然垂钓的机会？

面对这样的指责，严光就真的需要低头吗？

当然不必。他的个人选择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选择是忠于自己内心的。

东汉士人普遍的隐逸情结跟魏晋名士还不一样，他们更多是来自道德上的标准，也就是“守节”，认为隐是高于仕的（“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而不是像魏晋名士那样来自于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除严光外，东汉还有周党、王霸等著名隐士。

关于东汉隐士气节之高，在周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他们在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实际上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对东汉后期来说，政权的无望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导致了隐逸风尚的出现。

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归向了山林，那么反过来又加速了当时政权的崩溃。《后汉书·陈纪传》：“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作为“清流”几乎已经无法在朝廷上立足，这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化为浊流，难得糊涂；二是归隐林下，或讲学，或全隐。

于是，出现了黄宪、郭泰和徐穉为代表的“汉末三隐”。

黄宪累世贫困，但学识、德行极高，名重一时。很多名士见了黄宪，都“茫然有所失”，除了郭泰的赞美外，名士周子居亦说：“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时陈蕃为太尉，以征召天下高士为己任，曾站于朝堂上叹道：“假如黄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绶矣！”陈蕃，东汉后期天下士人的领袖，仍有此语，可见黄宪名气之大。

实际上，当时黄宪既没说过倾世之言，更未过济世之事，但却仍名播天下，这正是隐士最诡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在东汉后期的三隐中，郭泰居北地，黄宪居中原，南方的隐逸代表，则是徐穉。

唐代王勃在千古一赋《滕王阁序》中说：“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塌。”徐孺即徐穉，也就是受到陈蕃礼遇的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