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向十一国开战（第6/7页）

现在，是时候来阶段性地总结一下慈禧之错的表现与根源了。

慈禧之误

慈禧最明显的错误就是她虽然处处有奇招，但这样的奇招，都只是事务性的处理，只能说是临时性的见招拆招、被动防御，而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和长远的战略，更谈不上对某个战略进行坚持。从本质上说，她所有的招式如果拆开来看，都很高明，但如果联系到一起来看，又自相矛盾，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与和稀泥。

那么，一个权谋高手为何会犯一个如此明显和低级的错误？

这当然和慈禧本人有很大的关系，慈禧自己都说过，除了洋人，就没有她办不到的事儿，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洋人的蛮横，但另外一方面，如何面向“外面的世界”也正是慈禧的短板。慈禧对京城外的世界没有太多的兴趣，对国门外的世界更没有太多的兴趣，她认为自己只需要盯着紫禁城，盯着自己大权的那一亩三分地就行了，却不知道作为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她也需要对国际形势有很深的了解。她只知道她对洋人是怎么想的，却不知道如何去了解洋人对大清是怎么想的。她长于权谋而短于见识，从根本上说，她已经远远落后于她的这个时代。

洋务运动30多年后，为何一个最高统治者还停留在如此水准？

因为她是帝王，传承三千年的帝王。帝王在我们的历史上真是一个奇葩的职业。

从小的时候起，我热衷读史，遍翻《资治通鉴》，阅读《二十四史》，只为找出一个能让人真正佩服的大英雄作为偶像。但直到读史的时间不觉过去了几十年，曾经看书看到走路撞柱子，开车掉沟里，我也没能得偿所愿。

不是我眼光高，而是史实中的他们总有瑕疵，总会昏聩，总有那令人意想不到的低级错误，让人总感觉拿不出手。为什么他们往往前半生英雄，后半生昏庸？为什么往往是能治天下者皆不能治左右？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他们生而没有好的制度。说得搞笑一点，他们吃了当皇帝的亏，正是皇帝这项职业害苦了他们。

圣人、英雄、能人、好人，都是要以良好的制度为依托的，好的制度才是他们真正的舞台；好的制度，才是他们的推力和助力。

再拿慈禧来说吧，不管她的计划如何周详，算计如何完美，那个用武力抵抗洋人的最佳时机，其实已经被她自己错过了。

这个时机就是，当第一批八国联军——“使馆卫队”非法、强行进京时，把他们看作是对一个国家的侵略，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号召军民保卫首都，在北京城墙上发起抵抗！就是这样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慈禧却把它搞得无比复杂，而原因也是慈禧迫不得已，因为最高权力的周围，危机四伏。

看来，好的制度，就是让能人和好人去有机会、有条件而无后顾之忧地去履行他的责任，实现他的价值。就像一家之主对于家的责任，一国之“主”对于国的责任。而专制王朝的帝王们却只能有“朕即天下，朕即国家”的观念，推而广之，大臣、总督、巡抚、知县，又都只能把一权一地当作一己之私，国为私器，便会反过来灼伤这个国里的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

国不知有民，民便不知有国！

我曾经多次想用自己的话来解释这个概念，但每次写下来都不满意，直到我找到了福泽谕吉的版本。

在《劝学篇》里，福泽谕吉写道：

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人只是那些少数的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其余的都当作了不闻不问的客人，在这种情形之下，结果对于国家一定是漠不关心，国内的事情还能勉强对付，一旦与外国发生战事，就不行了。那时候人民虽不致倒戈相向，但因自居客位，就会认为没有牺牲性命的价值，以致多数逃跑。结果这个国家虽有百万人口，到了需要保卫的时候，却只剩下少数的人。所以，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独立，国家便能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