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康熙朝悬案（第4/9页）

什么是包衣呢？说白了，就是满人的奴隶。

有人更奇怪了，奴隶不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吗？身份不是更低微吗？如果这么想就错了。早期包衣的身份确实很低，他们大多是战争中被俘的人，当然也有少数因为赤贫而自愿为奴的人。奴隶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一天为奴，终身为奴，而且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为奴——我们同情还来不及，怎么他们会享有那么多特权？这恰好说明了理论和现实是两码事。

在1620年左右，满人将包衣纳入旗下，并设置了军制，包衣直接受皇帝或亲王控制。包衣的后代因此成为皇帝家奴，这就是曹寅和李煦家世的渊源，曾经烜赫一时的荣国府说白了以前不过是家奴。

曹家祖先是在1621年沈阳沦陷时沦为包衣，李家的祖先要晚二十多年，后来这两家都归属于正白旗，成为内务府包衣。

祸福相依。本来做奴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戏剧化的事情出现了，由于这些家奴跟皇室的关系特别近，久而久之，他们的地位比八旗中的自由人还高。他们长年待在皇帝身边，很容易被皇帝视为亲信。皇权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历代皇帝都相信跟自己关系近的人。

包衣一般没有官职，但这不是绝对的，如果他们的后代中表现出过人的能力，升官的机会比那些读书人还多。包衣一旦做官，他们就有了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朝廷的官员，另一个身份是皇帝的间谍和密探。

曹玺的老婆曾经是康熙的乳母，康熙是个很注重孝道的人，对曹玺一家十分照顾。曹玺去世时，康熙亲自登门慰问，康熙几次南巡都在曹家落脚，俨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李家比曹家地位更高，李煦的母亲曾经是康熙的保姆，李煦的表妹入宫做了康熙的嫔。

在康熙朝，曹李两家享尽荣华富贵，这固然跟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密切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担负起了一项重要的职能，为皇帝搜集情报。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急匆匆地给康熙发了一道奏折，奏折中说他的家仆王可成不幸在路上将奏折遗失，希望皇帝恕罪。康熙朱批：“你所奏的是密折，跟地方官不是同一类型。朕赦免你和你的家人。这种事别让外人知道。”

由此披露出了康熙朝重要的制度——密折制度，康熙没有建立起像明朝锦衣卫、东厂那样的特务组织，但皇帝又不能缺乏一个情报组织，密折制度应需而生。

康熙对密折制度做出了一些规定，为防止这种制度蜕变成特务组织，他规定密折内容仅限于雨雪粮价、吏治、盗贼、社会流言。

密折中最重要的还是地方上的状况，由于这些案件往往跟地方官的利益有瓜葛，地方官往往不会如实奏报。这种情况下，康熙就需要自己的亲信给自己传来第一手的信息。

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江南科场案，曹寅先后给康熙发了六道密折，而李煦送上去的奏折更多，有十四份。没有这些奏折，康熙很难了解地方上的真实情况。密折制度对康熙朝的治国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密折制度虽然保密，但久而久之也会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这样一来，六品织造的权力比封疆大吏还大。地方大员自然会向织造们靠拢，这样一来，特权看上去风光，却隐藏着致命的危险。织造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写密折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的。比如，有一次李煦给康熙写了一份请安的折子，顺带报告了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消息。康熙大怒，朱批道：“请安的折子不该与这种事混在一起写，甚为不敬。你以为你认识几个臭字，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君心难测，曹李两家都有这种感觉，而且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做的是一件得罪人的事。皇帝有时候会怪罪自己，地方官员呢肯定会对自己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难免也会中伤自己。由于密折制度涉及官场利害，很难独善其身，所以在雍正朝的时候，曹李两家都被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