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末路(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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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直指端方是四川动乱的罪魁,莫理循则公开表示端方是“满人中之佼佼者”,“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
端方是满汉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有人认为端方的下台,是载沣为了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其实,作为大清“董事长”的载沣与有可能作为“总经理”的袁世凯本无根本冲突,与袁矛盾很深的其实是铁良等满洲亲贵。载沣当国,年仅26岁,凭借的只是慈禧太后的政治遗嘱。对于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举报了还不处理,载沣就很容易引火烧身。而野史表明,真正动怒的其实是隆裕太后,西方的媒体报道也认为端方毁在她的手里。后世有人因此感慨:“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
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着毋庸置议”。
蜀道之难
端方被革职后,过了两年的寂寞时光。这对一个年富力强又有丰富从政经验,并对国际大势知之甚深的人来说,当然是痛苦的。
铁路国有成为他政治翻身的机会,自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后,端方就一头扎进了工作。然而,正如盛宣怀、岑春煊一样,这三个人都是久困牢笼的猛虎,放出来后急于建功,一味躁进。盛宣怀、端方先受理路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这种雷霆手段本是处理此类乱麻般纠葛的不二法门,广东、湖南、湖北迅速见效,却奈何四川地方官员存了私心,阳奉阴违,导致了湿手抓面团,成了僵局。而岑春煊一边倒支持商办的主张,是另一种躁进,只是方向与盛宣怀、端方相反。
原本,端方与盛宣怀一样,都是主张强势贯彻朝廷精神的,但武昌暴动后中央政府底气丧失,而新生的资政院又还在宪政“实习期”,把宪政这辆进口豪华车开得七倒八歪,中央政府居然被压服,拿盛宣怀当了替罪羊,还要求处以极刑。端方也是被攻击的靶子,但他毕竟在外手握雄兵,自然无恙。端方很见机,随风调头,来了个“左满舵”,从坚决要求镇压闹事者变成了坚决要求释放无辜者,而“川乱缘起”也被他改为“实由官民交哄而成”,并弹劾了赵尔丰等四川官员。中央政府下令将被弹劾者革职拿问。
端方一转舵,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就落了个里外不是人的境地,他随即多次弹劾端方“济乱”、“诡谲反复”。11月2日,赵尔丰上书中央政府,痛斥端方,说川路纷争还在合法、和平范围内进行时,端方不断来电要求采取强硬措施,而等到他将蒲殿俊等抓捕后,端方却又变了脸,主张应该赶紧放人,认为首要一放,乱事就能平息。赵尔丰认为,“事理自有是非,法律期无枉纵,若竟不究虚实,旋拿旋释,不徒有伤政体,抑亦无此办法”。他认为,自己之前不拿“因其无罪而宽之”,随后抓捕“因其罪著而执之”。
11月5日,被端方弹劾而丢官的周善培发表了致端方的公开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川路风波的分析。周善培认为川路风波有三个转折点:一是保路同志会成立,正是端方与盛宣怀联合发出“歌电”,并强迫王人文公布“歌电”,刺激了民意;二是罢市,其原因也是端方力主保持李稷勋的宜昌分公司总经理职务;三是9月7日赵尔丰下令捕人,原因也是端方弹劾了赵尔丰、王人文等逼迫而致。这篇言辞谦恭却锋芒毕露的公开信,矛头直指端方才是四川动乱的罪魁。端方收到该信后,批示道“该署司(周善培)罪恶昭著”,认为这是“老奸巨猾”的周善培“嫁祸本大臣,为上欺我皇上,下愚我川民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