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天子 六（第2/4页）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些罪条其实都不严重，完全没有后代人所形容纣王时的荒淫残暴那样，有的甚至用现代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道德概念），而是相对于贵族（贵戚旧臣）的出身低微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但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他的敌人都不原谅他。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武丁迫于同样的习俗压力，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也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的亲贵家族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以至有人为此而死。这也可见出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点改革都阻力重重。纣王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王室贵胄，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事奉仇敌。

至于第四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活跃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这时当时的历史客观特征，反映了母系社会残余势力的历史惯性。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人心惶恐，个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毕竟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并且一直到最后共同自杀。

而所谓第五第六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算是有点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是一惯的全国的历史风气。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甚至还挖出来好几坛子当时的酒。须知，一个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是必然的事情，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也好比美国人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商朝人尚声，边喝边唱，是很爽的。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坏头。那么，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克灵顿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纣王想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移风易俗也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了得。当时下层、中层乃至高层的人（达官亲贵们）都拼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动他们。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梳理社会机理与根本矛盾出发，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外敌、交相侵扰的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是无法实现的。就像清朝末年的光绪根本管不了泛滥的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