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 首都革命(第3/6页)
北京城里通常应酬很多,打牌是常有的事。太太们请客更是请打牌,帖子上写着下午二时,我以为是请中饭,按时而往,上过当,闹过笑话。后知不打牌尽可迟去,然七点钟该是晚饭时候,不能再迟,到则见满屋一桌一桌的牌,人多则分作几间,往往到八点九点还不开饭。大家心在牌上,可怜燕翅全席大半敷衍了事,有庶务科算账。亦有放着鸦片烟盘提神消遣。混在其中,日日往来,话即好说。在势之家,素不相识之人,逢着拜寿道喜,只要肯随俗,即可上门,如此相熟。我本非怕出门之人,经过这些,视酬应为畏途,朋友说我生“怕见人”病。我家亦不能舍正事而款待多方。请客无此铺张,索然寡欢。心以为非,不敢表示,不参加之事须小心设辞,不然故意立异,在小节目上不随俗是非常得罪人的事。膺白应饭局亦务必周到,朋友告诉他:宁可到而不吃,不可不到。有一次赴五个饭局,空腹而归,此种生活,我们常常叫苦,觉无地自容。他僚友某君,一次很认真要我劝膺白从俗,他说:“谁家谁家,来者不拒,宾至如归,厨房同时开得出几桌酒菜,议员记者随时光临,情不疏隔,自然攻击减少,笑骂不生。”他说:“外面称膺白为穷总长,不请客,不联络感情,这样如何做得开,实大大影响其政治生涯。”我谢他好意,但说:“乌烟瘴气必同归于尽,正想尽力维持一点清明空气,不拟劝也。”膺白在职时,除在署秘书外,家里有一人专为他答复介绍人事的信。他的朋友唐少莲(凯)先生素称忠厚,常常搁笔大笑,要求之离奇,与措词之幼稚,出意料之外也。参众两院议员之信尤多,不必相识。岳军先生在北京的一段期间,住在吾家,代膺白见客。岳军先生见客后,用小册记明事故,有许多人仍要见膺白自己,而事故亦多半为请托。一日早餐时,二人面红耳赤而散,我奔走其间相劝。岳军先生要膺白耐烦,人事周到,误会可少,原为膺白。膺白最不长于人事,无办法而敷衍,不肯。夙有胃病,饭桌上甚易动气。这实是民生凋敝到极点,群向政治机关谋生,而少数集团犹是杳无止境地醉生梦死。贤如蔡孑民先生,其介绍北大学生书信之多,不可胜数,青年出路之难可知。膺白回国初次任职,第一个引用的北大李君即蔡先生所介绍。
膺白在教育部时,一次不知内阁同僚中何人生日,同人公宴唱堂戏,事后庶务来收账,总计七千余元,每人摊派二百余元,门房问我是否送教育部。教育部是最苦的一部,薪水常欠,我愿在家里付出。不久,又来一份“同人公启”的堂会通知,请签名,我叫门房退回,说已另外送礼。我退回公启以后,正恐过分得罪了人。事有凑巧,次日见报载冯玉祥启事一则,大意言同僚有庆,分别送联致贺,时势艰难,不再参加公份等语。这是北京城里少有的话,颇煞风景,却令人称快。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的秋天,又一次直奉之战正开始。此时直系当朝,奉系为敌,皖系赋闲,在南方则粤系为尊。奉皖粤有三角联盟之说,信使往还。
一天夜里,膺白回家特别迟,他告诉我在船板胡同冯先生寓所谈天。膺白没有到过冯的私宅,我亦初次听到冯住船板胡同。这日,他们先在另外一处地方晤见,冯邀他到私宅,谈话只他二人。从行将开始的内战谈起,膺白反对内战,“万恶之内争”一语,在其文章和言论中屡见不鲜,冯所深知。冯语膺白:“吴二爷脑筋里没有民国的民字,这样穷兵黩武下去怎么好?”吴二爷即吴佩孚。于是他们谈到深处,渐渐具体,拟以一支精兵倡议和平,在北京完成辛亥未竟之功。冯又告膺白:“胡笠僧(景翼)、孙禹行(岳)二人是辛亥同志,此时都带着兵,可商合作。”后孙以大名镇守使调入京,与曹兵分守城门,冯或与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