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天津三年（第2/8页）

几件旧家具由上海搬到北京，又由北京搬到天津，越搬越旧。客厅里五件小型黄杨木弹簧椅，是我在上海旧货店购来，原为临时局面，始终舍不得换去。在北京时添置两把橡木藤心大靠背椅，有很厚木棉垫，做上黄卡其布套，是最舒适的两个座位。凡初次到我家的客，事先震于我们好整好洁的习惯，常脱口而问，这是你们客厅？我的二妹夫陶孟和亦是发问的一个。我们的饭厅做过客房，床不够时，长餐桌上亦睡过人。这所小小房子，一搬进去就很热闹，有自北京来避难的亲戚。膺白不在家，而复辟亦眼看不会成功，大家的气已松，每日没有事做，有两组音乐。熙文懂点京戏，她同学中的旗族故家，家里都会哼几句，传授她一些辞句；那时老生刘鸿声的唱片大行，我家里亦都买有。一张《斩黄袍》的唱片，在唱机转盘上一遍两遍不停，连我听到烂熟，有时为唱片讨饶，让它休息一下。六舅敬钧刚毕业北大，找到顺直水利会工作，离我家很近，寻宿舍不着时亦住我家，他能吹箫和笛。嘉兴人喜昆曲，我的五外叔祖老年学曲，很少小辈愿陪他，只我二妹性仁陪着学过几段，性仁会的几段，我和性元亦听到烂熟。我学箫笛均未成功，有朋友送的玉屏箫更细而难吹，常在水龙头冲水，望其易于成声，北方天燥，因此破裂，六舅细细为我补好。这一组音乐比唱片更难听。

天津市区有两个车站，新站和老站。我家距老站甚近，往来京津或往来南北的朋友，很容易来看我们，吃顿便饭或住宿一夜。那几年是膺白身体极健康的时候，兴致常好，还没有生活古怪的名声，古怪实是身体不好之故。我们楼上两间卧室，一间我们自住，一间名为熙文的卧室，她一开学即为膺白用功之处，有一张七只抽屉的书桌和一书架。梁任公先生亦住意租界，他由欧洲回来，一日与范静生（源廉）先生晚饭后步行而至，要看膺白的书房和整理材料的方法。膺白请他们到此，看他一束一束形状不齐，套着纸卷，标上记号的参考品，他的方法是很原始的。膺白一切生活都极整齐，惟写文字最爱惜废纸，利用废纸，他以用全家破笔及残余抄本信笺为得意。这习惯使我现在整理他的遗墨十分不便，尤其他的电稿，有大可煳窗，有狭长如带，有正反面俱写，有不同性质而写在一起交给译电生的稿。这定是从小受了他母亲惜物和敬惜字纸之教。

复辟仅昙花一现，然北京、天津两处曾挂出不少龙旗。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平日维持地方秩序不算坏。他藏有清廷龙旗，此时自诩有先见，不必临时张罗。有警厅为倡，商店自然不能不挂旗。小学生已看惯民国五色旗，嚷着何故满街“长虫”？北方称蛇为长虫。龙虽曾象征帝王尊严几千年，六个年头的民国，新生的一代已别有眼光，龙蛇不分了。

性元转学女师附小，合我们原来计划，以后升学等等，均不必操心。她的教师已多是我的同期或后期同学，我送她去考，避嫌不去问讯，过几日到门口看榜，看到性元名而放心色喜。门房不认识我，问，考上了吧？他不知我在这里时，性元还未出世。以后每星期六，不是我到女师访陈莲峰（翠琬），王迂怀（襄），顺便接性元回家，就是她二人与性元同来访我，成了定期必晤之客，每晤必共饭，几小时上天入地倾谈为乐。我不在天津时，性元的一切由莲峰代为照顾，性元始终敬事她的“陈先生”。莲峰是旧式冲喜做亲，嫁时夫已病重不治，一生事母又事姑，待人热心，有甚可敬之事。抗战后性元由渝归来，还四处找她，我知其在天津依一侄女，辗转托人打听无消息，恐已物故。

我到河北天纬路访莲峰、迂怀，膺白常同行去访他的一位朋友张敬舆（绍曾）先生，张家住河北四马路。膺白不去，则敬舆先生来访，来亦必久坐。北方人有盘腿坐炕习惯，据说谈得起劲，他会脱鞋坐在那张橡木厚垫大椅上。我不参加他们谈话。他们谈到饭时，同去吃餐西菜，餐毕膺白回家，让他自去追求嗜好。膺白曾几次劝他，虽终未听，亦不以为忤。后来膺白写稿事忙，与他约两星期相晤一次，是他来而膺白不去，曾作一很可笑的约，倘两星期中不改所劝，则进门他鞠一躬，否则膺白鞠一躬。前者表示认错，后者表示敬佩。除私生活，他要算北洋军人中少有南北新旧之见的一个，冯焕章（玉祥）先生是其任二十镇统制时的营长。辛亥革命，二十镇驻滦州，有人论他优柔寡断，不能在北京之背树起一帜，有人谓其电请清室颁布行宪十九信条，甚有力量。膺白对同志或同学，不论派别，不论先后，极易生感情做朋友，张先生是留日早期同学。半世纪以前与今日不同，二者均属难得，我亦如此，朋友大概都从同学而得。敬舆先生亦有劝膺白之事，他劝膺白“和光同尘”，即使心里不以为然，勿使对面的人感觉，他写信给膺白后面请“谦安”。张家有一件难得的事，儿子收入都交给老太爷。老太爷很会计算，据说他在租界买地，租地造屋成了闹市，获利甚丰，而日用开支甚紧，车子坏了修理太贵，老太爷说不要修吧，敬舆先生出门就雇胶皮，胶皮是北方的黄包车。我偶然到张家，太太们都招待殷勤，各房要让茶让烟，吃饭定要添菜，诉苦说老太爷规定的例菜是难以下咽的。我吸纸烟是在张家情不可却时开始，频频喝茶以减辣味，很经过一段苦功，如此则尽礼而退。从此我吸纸烟廿余年，抗战时一日决心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