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第2/6页)
审讯时的翻译是在美国留学的内藤良一。后来,在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中,桑德斯对“何时同731部队人员首次接触”的提问回答说:“开始调查后,不久,内藤博士来当翻译,开始时,我不知道内藤曾是731部队的干部。现在回想起来,是谁叫他来的,真不可思议。后来,内藤博士当了绿十字会的社长。”(《朝日新闻》,1983年8月14日)接着,桑德斯这样说道,“深夜,趁内藤不在,731部队的干部及年轻的士兵们悄悄地到我这里来,有的人送来了细菌炸弹的设计图,大家都要求我不要把他们当作战犯。(内藤)不太合作,反而在试探我。大约一个月左右以后,我告诉他说:
‘这样,我不得不委托别人来进行严厉的审讯了。’于是,当天,他彻夜赶写出报告,送到我这里。根据这一报告,我才掌握了整个情况,并能依照名单逐个审讯部队的干部们”。
彻夜赶写出来的这份报告(只写1945年9月写,没有日子)交给桑德斯保存下来了(《每日新闻》,1985年12月7日晚刊)。报告的一开头,内藤写道:“为了对阁下的调查做出真挚的努力,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细菌战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作为一名科学家,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他介绍了部队以天皇为首的组织机构示意图,石井、北野部队长的姓名以及构成哈尔滨部队的八个部及其任务等。他向神林浩(军医中将、陆军省医务局局长)谈到提供这些情报一事,神林说:“我曾努力争取参谋本部的批准,但是尚未批下来。”他又写道:“我非常害怕我的这一行为,也许会同我们参谋本部发生对立。我希望阁下阅读后,立即销毁。我还希望这些情报不仅对参谋本部,而且对神林也要保密,并希望阁下能够理解,我提供这些情报,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如果有人知道我提供了这种情况,我必会被害无疑。我唯一的希望在于拯救这个可怜的战败国家。”由于他感到本身有危险,所以提出了希望销毁的请求,但是,桑德斯并没有这样做,所以,这份报告作为资料而保存了下来。内藤的这份秘密报告,恐怕是向美方供出731部队组织系统最早的一份资料。在报告的附录中写道:“桑德斯问内藤博士是否把俘虏当作实验用‘土拨鼠’使用过,内藤发誓说,从没做过那种事。没有进行过活体实验,是虚假的回答。后来,知道了这种情况以后,桑德斯说:‘内藤对我多次发誓说没有进行过活体实验,我相信了他的这种说法。谁知道,近来我弄清楚了这件事,受到很大的冲击。内藤已经死去,但是,他背叛了我。’”(《朝日新闻》,1983年8月14日)桑德斯真不知731部队搞过活体实验。
在活体实验问题上受到欺骗的桑德斯,是通过内藤的报告首次掌握了731部队的全貌,才可能陆续地审讯部队的干部。9月9日在盟军总司令部,对陆军兵器行政本部的新美清一就化学武器问题进行审讯。同月27日,在陆军军医学校的审讯中,取得了芥子气和路易士气等毒气治疗法的报告(《每日新闻》1984年8月16日)。同月20日,在军医学校审讯了出月三郎(防疫室室长)和井上降朝(细菌学教室室长)。得到的回答是: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负责防卫方面的任务,配置在哈尔滨、北京、南京、广东和新加坡的固定防疫给水部的任务,如同招牌上所写的是防疫给水。而对于细菌战武器及其研究,一无所知。对桑德斯来说,“这虽是关于细菌战问题最早的审讯,但这种回答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出月等人不仅没有供出日本军医学校与哈尔滨(平房)731部队的关系,而且连进行过攻击性细菌实验也未交代。10月1日再次审讯细菌战防御负责人井上降朝时,他说,军医学校的研究记录在遭受空袭中90%以上业已烧毁,巳不可能找到。但是,到了11月,新潟支部送来了记录的复制件,弄清了遗留下来的问题。1988年8月,山中恒先生发现了《陆岸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中的第二部10号至947号,共61册(《朝日新闻》,1988年8月21日)。报告包括大量培养霍乱、鼠疫菌以及大量提炼河豚毒等内容,揭露出隐藏在731部队后面的防疫研究室的真实情况。此外,《研究报告》中包括了石井四郎于1940年3月30日在军医学校召开军医药物学会议上所作的演讲记录(第99号)。据此,认定固定防疫机构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部队长石井四郎,在编人员为1836人,1936年8月11日组成),除此之外,还有五个机构:华北防疫给水部(北京)、华中防疫给水部(南京)、华南防疫给水部(广东)以及“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给水部研究室”(部队长石井四郎,东京在编人员310人,1933年4月1日组成),从而弄清了东京防疫研究室和防疫给水部的关系。另外,还有22支机动防疫机构,其中一支就是参与诺门坎事件的加茂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在编人员为995人,1939年6月21日组成,已复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