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拜相从头收拾旧河山（第3/7页）

这就是说，讲和，也是要靠资本的。在能打败敌人的条件下谈和，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髓。

李纲分析靖康年间的失利，说，那是因为既不战、又不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只是向敌人乞怜，希望敌人有恻隐之心，怎么能成？就好比盗贼进室翻箱倒柜，主人竟然毫无阻拦，他下次怎能不再来呢？这一篇《上皇帝封事》的奏疏，足足写了七八千字，折算成现代汉语，大概有两万多字的分量。足见李纲对高宗“拨乱反正，以图中兴”抱有极大的希望。

李纲离金陵，率军北上，在途中看到公告，才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宰相。当初康王赴金营为质之前的慷慨，给李纲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即位后又对自己寄予如此厚望，思之，不禁“感极而继之以泣”。

到了泗州，整个局势有了变化，有诏令各地勤王军均停止前进，解散回归原地。李纲舍不得解散义军，就把从湖南带来的和在金陵收编的兵都留在泗州，自己只带了数百人的护卫队，赴南京上任。过去，尚书省不知李纲已率军前来，给李纲的文件都是发到湖北的。他们得到李纲在金陵的奏疏，才晓得李纲已经近在咫尺了。于是，关于新的任命与皇上欲召见的札子，很快就直接送到了李纲手中。

与此同时，李纲收到的还有颜歧派人送来的奏稿。颜歧的这个搞法非常不合官场常规，在中国古代史上极为罕见。当官儿的一般都很稳重，儒家熏陶下的官场就更是如此，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利益，官员立刻就能变成泼皮！

李纲看了以后，倒是明白了：自己被任命为相，是高宗的“乾纲独断”，外廷大臣则是多有反对的。

这时有人劝他说：“不如就留在此地，不去算了！”

李纲哪里会被这几个小儿吓倒，他说：“国家艰危至此，岂是臣子避嫌疑、自爱惜之时！皇上对我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推心置腹，即便将来退归田里，死且不朽。颜歧之言，何足恤？”

话刚说完，宫中又有使者前来催促李纲快行，说皇上决定赐御筵于金果园，由黄潜善主持宴会，吕好问、汪伯彦也出席。

李纲不敢受命，连忙写奏疏推辞。

走到南京近郊，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见，说起前些日子高宗派人持御书，前往湖北迎接李纲，书信上写有“学究天人，忠贯金石。今日百姓之命急如倒悬，若非不世之才，何以成就大事”之语。李纲听了，更是感激流泪，马上就起身赶往行宫。

在南京城门外，黄潜善等三位执政亲自恭迎。他们告诉李纲，御筵已按李纲的意思免了，先请回馆所休息，暂以城北的一处官衙为宰相府第。

歇息了不大一会儿，高宗就派人来宣召。接见的地方是在由知府衙门临时改建的行宫里举行的，这天，恰好是高宗登极满一个月。见了高宗，李纲做了述职，说话间不禁涕泗横流，高宗也很感动。李纲在奏对时首先表示了两个意思，一是他对大宋百官没有气节表示了愤怒：“金人迁劫二圣之后，派奸臣传命，废灭赵氏，而立张邦昌，伪号大楚。在京侍从百官北面屈膝，奉贼称臣，没有一人死节。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如此者！”

二是表示：中兴大业，责任全在陛下和宰相，而自己力量微小，不足以报答知遇之恩，望皇上收回成命，将宰相改授他人。

高宗这时初即位，头脑还相当清醒，他说：“朕知卿忠义甚久，在靖康时出力甚多，为同僚所不容。朕当时曾进言：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非以李纲为相不可。今日朕孑然一身，有赖卿左右扶持，共度艰难。此意已决，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李纲见对话的气氛很好，就提出了颜歧奏稿的问题——他要把障碍尽量消除在萌芽状态中。李纲说：“假如颜中丞认为，臣之才能不足以任宰相，那还可以；但是说臣为金人所恶，所以不能为相，这我就不明白了！金人与赵氏为仇敌，赵氏之臣为金人所喜者，必有能得金人欢心之处。对这样的人不提防，反而要用为相，则自古卖国者都可为忠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