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岩浆（第2/16页）

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

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

中国有毛泽东。或许蒋介石觉得自己也算一个。

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他以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地去革命，究竟从哪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

蒋介石一直活到88岁也没有发神经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将有多少优秀的领袖人才能够从屠刀下保存下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列宁的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透视。

1917年4月，列宁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就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口号。当时二月革命刚刚成功，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党内外对这一口号均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列宁犯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真理报》声明说：“对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但列宁言中了。6个月后，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

蒋介石在手中握有杀人的枪杆、膛内压满杀人的子弹之时，他对他的党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第六天，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中，他除了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外，还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

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

毛泽东却并非穿上笔挺的哗叽军装、面对台下肃立的队列和如林的刺刀，才会自信得口若悬河。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橘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果敢自信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却都没有见过列宁。

1923年9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列宁正身患重病。“闻俄国革命党首领苏维埃共和国之创造者列宁，积劳成疾，不能谒晤，深致感咨”，蒋介石后来颇为惋惜地写道。没见上列宁是他一大遗憾。

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第一次访问苏联。1950年1月11日，他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列宁已经去世了26年。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便极其钦佩“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的“列宁之百

万党员”，终生对列宁敬仰之至。

未见过列宁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又与列宁一样，都曾以极大的热情办刊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