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2/3页）

预防性的暴力理论也是无法接受的。暴力只能催生暴力，随着钟摆的运动，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暴力不会熄灭，只会更加疯狂。事实上，许多迹象让我们想起当今暴力的宗谱正是植根于希特勒德国所主宰的暴力。在人类的历史中，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代史，都不曾缺乏暴力。尽管如此，即使在第一世界大战那毫无理性屠杀的血雾中，仍然残存着交战双方的相互尊敬，残存着对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一丝人性，残存着对于条约片面的尊敬：一位信徒也许会说“对于上帝的某种敬畏”。敌人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寄生虫。然而，在纳粹的“神与我们同在”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戈林（Goering）的恐怖轰炸之后，盟军报之以“地毯式”轰炸。对于整个民族和文明的毁灭，其本身，以及作为统治的工具，已被证明是可能的、可取的手段。希特勒在斯大林的学校里学会了大规模压榨奴工的劳动力，可是在二战接近尾声时，德国战俘在苏联也遭到了同样并加倍的压榨。德国和意大利社会精英的流失，同时怕被纳粹科学家超越的恐惧，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在欧洲这艘巨舟日渐沉没之时，绝望出逃的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怀抱中建造了西方文明的孤岛，犹太教不详的轮回，更生仇恨的借口。在战败之后，秘密流亡到各国的纳粹分子已经让几十个国家的军事领袖或政客学会了迫害和折磨的艺术，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众多专制者在他们的抽屉里都会有一本《我的奋斗》，也许会有一些小改变，只要替换几个姓名，它总会派上用场。

希特勒主义的例子证明了在工业时代，即使没有原子弹，一场战争也能对人类造成多么巨大的毁灭。在最近20年中，命运坎坷的越南战争，福克兰群岛（Falkland）冲突，两伊战争，柬埔寨和阿富汗的种族屠杀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它也证明了（不幸的是，并非在数学家般严格的范畴中），至少有时，至少部分，历史的罪恶会受到惩罚：第三帝国当权者们的下场不是自杀就是被送上绞架；德国人民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正如《圣经》中所说的“所有长子都被杀掉”，整整一代德国人被大大削弱，整个国家被分裂，德国人延续百年之久的自豪也走到了尽头。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在开始时，如果纳粹主义本身没有表现得如此冷酷无情，那么它的对手之间不会形成结盟，或者在战争结束前这一结盟就会被打破、消灭。纳粹和日本人发动的世界大战是一场自杀性的战争：所有这样的战争都应该叫人畏惧。

对于本书第七章“成见”，我最终要补充一点。随着时间流逝，青年们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坚持地问我们：我们的“折磨者”，他们到底是什么样？“折磨者”这个词指我们的看守、党卫军，而在我看来，这个字眼并不合适，它让人们想起扭曲的人性、畸形人、施虐狂，有着先天的缺陷。恰恰相反，他们与我们一样，他们也是普通人，有着普通的智商，普通的邪恶，除了个别例外者，他们并不是恶魔，他们的面孔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在成长过程接受了错误的教育和引导。他们，在很大一部分，是勤勉的追随者和小职员，有些人狂热地坚信纳粹的教条，许多人无动于衷，或害怕惩罚，或追求良好的职业前途，或过于服从命令。在根据希特勒以及同谋者意愿所建立起来的学校中，他们每个人都在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而错误的教育中长大成人。然后，在党卫军的“军事操练”中彻底转变。许多人加入党卫军是因为它所赋予的威望，因为它的无所不能，或者仅仅是为了逃避家庭问题。一些人，事实上人数很少，随着内心的改变，要求调上前线，或小心翼翼地帮助战俘和囚犯，或选择自杀。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每个德国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都应为纳粹的罪行负责，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在他们的责任背后，是在开始时接受了纳粹罪行的绝大多数德国人，是他们灵魂的懒惰，鼠目寸光的盘算和愚蠢；是举国上下为希特勒上士的“溢美之辞”而自豪，追随他的脚步，只要运气和肆无忌惮仍然眷顾他；是随着他的灭亡而被一扫而光，遭受死亡、悲惨和悔恨的折磨；是历经多年才得以恢复的德国；而这一切，都是一场毫无原则的政治游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