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衰落与地方崛起互为因果(第2/3页)
第三,造成清室专制皇权衰微的原因也在其自身。清末,吏治腐败,经济破产,军队衰朽,使清室挽救危机的种种努力,或被抵销,或成虚文,或适得其反。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的过程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窳败腐朽的八旗、绿营,命将出师、筹集饷糈的传统办法已经不灵。战争的一再失利,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调整与修补其体制和政策,结果造成中央集权的陵夷和地方势力的膨胀。督抚练兵筹饷,专擅地方军民财权,打破了原来地方军民财政设官分司、互相牵制,中央地方上下相维的权力结构的平衡局面。虽然一些官员以“太阿倒持”、“外重内轻”、“尾大不掉”警告建言,但在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几十年间“盗匪蜂起”的威胁下,清中央政府已经无力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地方势力崛起于扑灭民众以暴力形式反政府的年代,它在挽救和加强清室统治的同时,客观上又削弱了这个政权,两种作用如影随形,无法避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控制清廷最高权力几达半个世纪,其统治靠传统的皇权威力与高明的平衡权术周旋于各利益集团和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在排挤、争宠中,使其互相牵制,取得平衡态势,达到操纵和控制。先以满洲贵族与言官力量牵制湘系集团,后以淮系集团牵制湘系集团,并使湘、淮系各集团内部互相制约。当淮系势力过分扩张,又扶植张之洞与李鸿章相抗衡,同时以清流派讥弹地方实力派,束缚其手脚。对地方实力派,慈禧太后采取既依赖又裁抑,依赖中进行控制,裁抑时又予以支持,在各派争斗中求得平衡的统治策略。
当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拼凑北洋集团班底的时候,正是李鸿章淮系集团一蹶不振之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全部接收继承李鸿章淮系遗产中,北洋集团势力迅速膨胀。清末新政中政治改革的失败,使得清政府的虚弱面目完全暴露于全国人民的面前。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除了依赖地方势力派,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继李鸿章之死,刘坤一、荣禄先后衰病以殁,清室哀叹:“老成凋谢。”张之洞经营湖广多年,其实力较之后起的北洋集团,则瞠乎其后,这时运用牵制的术数已作用不大。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中,排满的调门不断提高,优礼重用能臣汉人袁世凯,依赖北洋集团,添上了抵销排满宣传的作用。虽然满洲亲贵对袁世凯猜忌日深,枢垣弹章交上,但终慈禧太后之世,对袁宠信不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凯与张之洞同一天内调军机处,一般被看成“明示优崇,隐收兵柄”。但只要稍微考察袁世凯内调后,袁氏的其他党羽,仍然高居要津等史实,就很难说慈禧太后已经不再信任袁世凯的说法是全面的。事实上,袁世凯与朝廷中各派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也曾演出了激烈的倾轧局面,但都没有超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范围。这一点,慈禧太后心中十分清楚。她一方面要依赖北洋集团,另一方面又绝不能让它超越雷池一步,萌生更大的政治野心。应当说,慈禧太后的政策是高明的。在著名的丁未政潮中,瞿鸿禨、岑春煊先后发起倒袁行动。慈禧太后洞察曲直,坚持宠信袁而舍瞿、岑。取舍之间,要在实力的有无大小。面对汹涌的排满浪潮,权倾朝野、实力雄厚的北洋集团对清政府来说,分量比瞿、岑重得多了。除了继续重用袁世凯、张之洞这样的具有举足轻重的汉大臣来抵消排满革命的举动、维持国家的政治局面,难道还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吗?在维护清朝统治上,皇家利益永远高于内部分歧。慈禧太后身后,载沣驱逐袁世凯,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因此,在北洋集团产生、发展、形成的过程中,清政府对之依赖和支持是主要的,其间虽然不无牵制、裁抑,是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