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廷生存之危机（第2/4页）

就改良派方面而言，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张謇。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叶的国内政坛上，他是一位对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转变（建立立宪制）起过真正的重大促进作用的人物。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梁启超、康有为等，当时一直在国外从事舆论宣传活动，其影响在国内并不大。张謇作为东南各省众望所归的士绅领袖，起初对立宪的期望并不是很急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之后，他方才意识到条件已渐趋成熟，对立宪的热情和信心因此大增。经过反复奔走、劝说，终于在该年六月，促成直督袁世凯、江督周馥、鄂督张之洞（三位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总督，跟张謇均有私人关系）联衔上奏，请定12年后实行宪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张謇进一步与上海名流人物倡议成立了国内最早、最大的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不过，此时的张謇仍然主张“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缓进方针。此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国内各阶层立宪要求的日益高涨，张謇改变了原来的缓进策略，先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代表“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清廷“以二年为限”召开国会，接着又连续发动了三次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请愿的规模一场比一场大，要求一次比一次急切。在政治动员的高潮中，人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值在迅速上升。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政治结构能不能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适时地转换，从而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期望，首先取决于这一结构的自身的调适能力。然而，不幸的是，清末中国的政治结构对于迅速上升的改革要求不可能做出积极、成功的反应。在进行内部结构的现代调适方面，事实证明清廷是无能和失败的。到了20世纪初，在全社会动员浪潮的冲击面前，清末政治结构所能做出的反应只能是这样的：中央政府由于大权旁落，已失去了主动调适的能力。只有当颇具影响力的各省督抚提出变革建议之后，中央才会做出被动的反应。一旦中央企图改变这种权力关系，重新回到高度集中化的旧体制之后，它对日益高涨的政治动员所做出的反应便是具有自我毁灭性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实施的旨在集权于中央的官制改革，使它失去了那些过去虽然一直跟它分庭抗礼但毕竟对它起到支撑作用的最具实力的总督们的支持；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皇族内阁”的成立，又进一步使国内为数众多的稳健派对它失去了信任和希望。这种普遍的失望转过来形成一种刺激，致使他们产生更强烈的改革愿望。这样，一方面是不断上升的政治变革期望，一方面是传统政治结构更加衰弱、腐败的现实。两者相互冲突、相互激荡的结果，只能导致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日益加重，促成越来越多的稳健派转向非常规变革方式。长期以来的非集中化趋势，跟近期出现的政治期望与政治现实之间的严重冲突，已经使清王朝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首义后，之所以出现各省纷纷“独立”、督抚观而不战、传统政治结构顷刻土崩瓦解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二）权力断层现象日益严重

清末10年，从庚子事变到宣统元年（1909年）这一段时期，上层统治阶层内部出现新老交替的断层，从而严重地影响清政权的权威运作的效能。传统政治中心的权威与治理能力由于多种原因而急剧流失，从而使中央政权迅速丧失了对时局和社会矛盾的控制能力。

这种政治断层现象早在庚子事变以后不久就开始出现。李鸿章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坤一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荣禄死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文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退休以后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逝世，影响最大的要算得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先后谢世。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37岁的光绪皇帝久病之后，在孤寂中含恨死于瀛台。第二天，慈禧太后在过了她的74岁生日之后的第13天，也随之去世。这意味着由慈禧太后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时代的结束。晚清几个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凝聚力的重臣与慈禧的先后死亡，对清末权力结构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标志着清廷权力真空的形成。当时的外国观察家就认识到：“光绪皇帝和掌握大权的慈禧太后的突然逝世有加速人们久已期待的内部崩溃的危险……国内各方的力量正在集结；间歇发生对政府的攻击，可能会推翻帝国，使它分崩离析。一般人认为执政太后的去世意味着失去自太平叛乱以来维持这个解体国家的一个强手。国内外敌视强大中央集权现代政府的力量正打算利用年青而没有经验的新摄政王代替他的幼子——中国新登极的天子来行使职权。他们这样做也帮助煽起那一场巨火，它的烈焰正在步步摧毁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由满、汉、蒙古统治者辛苦经营，但是现在正在塌下来的巨厦。”[2]不仅如此，继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袁世凯被罢黜以后，当时在朝残存的尚能起到一定缓冲作用的汉族大员张之洞也死于19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