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权危机之凸显（第2/4页）

从现代政治的观点看，西方的冲击使中国的皇权出现了危机，促使了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为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它使得中国“实用主义的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时，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而且在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变得成熟起来”。虽然至甲午战争以前，这种变化是局部的、缓慢的，但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5年），中国的政治观念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首先，是在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上面，认识到了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承认了千古变局的存在。郭嵩焘认为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扬州秀才黄钧宰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黄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声称，西人东侵是3000年来最大的变化。曾纪泽称这是5000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书之为亘古未有的奇变。的确，这种变化太大，不能再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识了。严复把这种思想解释得最清楚。他说，中国正经历自秦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则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给它取个名称，那就是“运会”。一旦“运会”的力量动作起来，虽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其进程。[4]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已经认识到了时代变化的性质，这就是西方的入侵在给中国造成危害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同治三年（1864年），王韬就认为，上天使西方诸国麋集于中国，是用来磨砺中国。就像把刀放在磨石上磨快那样，使它变成富强国家。如果按照郭嵩焘的意见，新形势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以有利于中国，这要看中国是否因势而利导了。郭嵩焘说，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了解世界大势；为了把握时机，就必须承认变局和向西方学习。这种新的政治思想观念的产生本身就对靠“闭关自守”而维系的清皇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给传统政治统治带来危机的同时，也给近代中国政治带来了一线生机。

其次，是天朝观的逐渐破灭与主权观的产生。鸦片战争前，清朝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这一政治神话，“华夷之辨”的陈腐理论再也行不通了。战后，以林则徐、魏源、姚莹、夏燮、徐继畲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睁眼看世界，分别撰写了大量著作，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及世界各国。这不仅增加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人的天朝观念。正如姚莹所说：“四海万国俱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陵，曾不知其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魏源认为，西方人与中国人本质上都是一样，不应该称之为“夷狄”。“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5]；西方国家是比中国更为强大的文明国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官僚阶层内部出现了要求摆脱困境、变法自强的洋务派。洋务派是一批与西方国家打过交道的官僚，对于西方国家的认识和世界秩序的看法比林则徐等进了一大步。李鸿章承认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几千年都没有碰到的新变局。一些洋务官僚认为中国不仅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反而到了落后挨打的地步。因此，必须彻底放弃自我为中心的天朝观念，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李鸿章就曾感慨地说：世界一体是大势所趋，中国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应当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曾国荃甚至说：“泰西各国之利皆同，中国所欲摹仿而收其利者，已非一日，臣窃以为不开于今日，必开于将来，势必之为也。”[6]为此他们开始开办学堂、译书馆，派遣学生出国学习。洋务派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同文馆，同治二年（1863年）设广州、上海广方言馆，同治六年（1867年）福州船政局附设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驾驶和军舰制造。同治七年（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编译馆，翻译了不少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他们派遣学生到美国去读书，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中的优秀生到英国深造，以培养工程、军事、商务、外交方面的人才。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还在天津设立了北洋武备学堂，以西方兵备为标准，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陆军方面的人才。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有些人还主张运用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来处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现在中国的主权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西方国家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的，应该根据国际法来重新审定。王韬、黄遵宪、陈炽、薛福成、郭嵩焘、曾纪泽等人认为治外法权是对中国法律主权的蔑视，应该取消。郑观应认为关税主权的丧失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应该自己控制关税。曾纪泽、薛福成认为最惠国特权和治外法权，是不平等条约中最有害于中国的两项条款，主张应该设法予以废除，行使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