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谷烦冤应夜哭 天阴雨湿隔天涯激流中的曾昭燏（第2/9页）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得到导师叶慈的赞许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是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此时，曾昭燏已得到中博院的津贴，并按照要求，前往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和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实习考察，了解发达国家的博物馆现状。这多半出于李济的安排，意在培养未来的工作伙伴。数月前，李济考察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后，感叹“真是如入宝山！看了十天，尚未尽兴”，他印象最深的是，飞行器的陈列竟是从昆虫及飞鸟的飞行姿态开始的。由这些标本再看到各种现代的飞机及模型，“对于飞机的结构，好像自己已是解人了”。借助博物馆普及科学知识，推进科学在中国生根，是他最大的心愿。

曾昭燏到达柏林的那天，突闻卢沟桥事变爆发，她“感觉沉闷愤激”。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她才“以万分振奋的心情，注视这战事的发展，而且慎重地考虑自己能在这抗战中做些什么事”。1938年9月，曾昭燏舍弃在伦敦大学考古学院任助教的优裕条件，离开英国，经德国到法国乘海轮回国，同船的还有费孝通、杨周翰等人。他们从香港经越南10月29日始抵昆明。11月，曾昭燏欲回湘迎接母亲，后在桂林，母女俩竟意外重逢。

1939年1月曾昭燏携母到达昆明。她来到城郊龙泉镇的中博院，担任专门设计委员。此时的中博院，可谓考古学的重镇。曾昭燏与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吴金鼎及夫人王介忱等，“所从事的田野工作及其方法正代表了当时英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较高水平”。信心满满的李济拟订了一份西南考古计划：“过去十余年来，华北考古之结果，证明中华远古之文化，确有一部分来自西南，吾人为欲了解全部中国文化之渊源起见，现拟按照下列计划，从事西南考古。

曾昭燏（中）1938年在德国柏林。

兹拟实地调查西南古迹，颁藉吾人所熟知之汉族遗物为线索，先求汉族遗迹之分布，再就地层先后，以推求汉化以前之他族文化，及汉化后所产出之特色……”3他派吴金鼎先去滇西摸底。吴金鼎11月中旬出发，经大理、邓川、洱源、鹤庆、丽江、滨川诸县，在大理境内发现了数处史前遗址。

1939年春，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三人组织发掘团，前往大理调查古迹。洱海之滨苍山脚下，他们就地招聘白族青壮年四十多人参加田野发掘， 自3月开工，一鼓作气完成马龙佛顶峰的发掘。“于此万里投荒，绝圣弃智，反易安详。”闲暇之时，曾昭燏写了几首小诗，兹录其《寄怀子淋约廉柏林》，诗曰：

金袂凌风绝世姿，参天雕柱亦威仪。

一城芳草终季绿，惆怅无繇共赋诗。

丧乱飘流各海涯，月明同动故园思。

秦鬟妆镜今犹昨，休话莫愁夜泛时。4

11月23日，尚在佛顶峰考古工地的曾昭燏，忽得母亲病亡的电报，顿时如五雷轰顶。“伤哉！遂为无母之人，此生尚有何趣味也！”她急赴昆明，为母亲吊丧。此时，昭抡、昭鏻、昭楣均在昆明，昭承、绍杰也从重庆赶来奔丧，唯有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攻读博士的昭懿远在北方，无法回来送别母亲。曾昭燏泪眼和墨写下祭文，内中有“烽燧满天，乡邦难返，谨奉遗体暂厝昆明近郊，一俟寇氛肃清，江南底定，当扶柩而北归，庶合葬于先垄”等愿语。1940年1月2日，曾氏兄妹将母亲葬于龙泉镇瓦窑村的右山上。1月14日，曾昭燏即忍悲吞泣返回大理考古工地。直到2月15日，始完成在大理马龙、佛顶、中和、龙泉等遗址的考察，共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汉、晋和南诏大理国时期文化遗址三十八处，以及南诏大理国以来的古墓葬十七座。此次考古发掘的收获，“证明此次在大理之发现，实代表一特殊系统之史前文化，似可与黄河流域之仰韶、龙山两文化并列。此文化之初次发现，即在点苍山与洱海附近，故定名曰‘苍洱文化’”；“足证其与中华远古之其他文化有相当关系”。返回昆明，他们开始整理发掘出土物，撰写发掘报告。战乱之时，何处安放平静的书桌？直到1942年，曾昭燏、吴金鼎、王介忱才联合署名出版《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其中“点苍山下所出古代有字残瓦”一章，由曾昭燏执笔，全书的英文摘要亦由她撰写。由于当时印刷条件极为困难，全书数十万字均由她用毛笔誊写，在李庄石印出版。后人评说：“这本书对研究云南地区的远古文化及大理国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且有开创性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