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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第3/14页)

核物理学家赵忠尧院士。

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得知文物图书运台的消息后,在1949年3月6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他说,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地反对,我们严厉地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运回”,“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选择弃暗投明的郭宝钧,也坚决反对文物运台,他后来在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这样写道:“……反动派已密谋逃窜,将古物、记录、正稿、图版等,皆劫运往台湾……我相信在不远时期,定能将这批宝贵遗物,重运归来。”2

在这转轨易辙之际,史语所人心惶惶。1948年11月15日下午,傅斯年主持召开了所务会,夏鼐在日记中写道:“谓院方态度,不阻止也不鼓励同人及眷属避难离京。至于迁都问题,须由最高当局决定。又谓万一南京陷落,中研院中人为共党所欲得而甘心者,仅有两个半,即朱院长、傅本人,至于萨总干事仅能算半个。故傅云不能留在南京,以免落入共党之手。中研院即在共党之中亦必存在。惟史语所与社会所必须改组,语言及考古尚可仍旧,历史组必另派一唯物史观者来主持工作云云。”3对于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史语所,傅斯年也曾一度灰心。陈槃回忆:

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警,群情惶急,不知所以为计。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 虽欲再将研究所迁至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其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

位于南京鸡鸣寺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4

历史组青年学者王叔岷在渡海前夕写下自己的感受:

史语所连同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珍贵文物搬运上船,由下关出发,驶往台湾,茫茫沧海,碧鸥绕樯翔舞,久久不去。去乡之情,情何以堪!因思孔子乘桴浮于海事,占此绝句:
急遽传桴满载行,千年文物系儒生。
碧鸥何事随樯舞,沧沧茫茫去乡情!5

史语所大部分人已迁台,傅斯年又临危受命,负责抢运平津地区的一批学人。当时运输工具十分紧张。1948年11月10日,傅斯年直接面陈蒋介石。蒋指定此事由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三人共同负责。当时他们商定,要接的学者分四类:各院校馆所的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中研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史语所秘书那廉君见证此事:

1948年末,北平局势紧张,孟真(傅斯年)先生那时在南京,千方百计联络接出尚在北平的一些学人。他努力的对象包括当时的交通部长俞大维先生,青年部长陈雪屏先生以及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而替他办事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史语所同仁早已到了台湾……
我跟孟真先生东奔西跑。他整天地跑教育部、国防部、交通部、青年部,其辛劳情形除非实际参与其事者,无法加以想象。有时候跑到中午,赶不及回去吃饭,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笼包子,孟真先生心事重重,彼此对坐闷吃,默默无语。一直到最后一批飞机从北平飞到了南京,我们招待这些学人住在史语所的大楼里面,这才松了一口气。被接出北平城的有钱思亮、陈寅恪、毛子水、英千里等人,多数是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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