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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第2/6页)

部长之死

鲍里斯·普戈是在1990年12月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长的,当年他53岁,很快被授予上将警衔。戈尔巴乔夫没有掩饰他任命普戈的多重目的。普戈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他个人和工作品格上,而且还在于他的拉脱维亚出身。普戈的父亲卡尔·普戈1918年在拉脱维亚军队服役,是“白色”拉脱维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转到莫斯科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普戈是完全按照父亲的足迹上来的:拉脱维亚共青团第一书记,苏联共青团书记,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在担任苏联内务部长之前,普戈曾当了三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我是在1989年和他结识的,我当时受命领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反腐败调查委员会。普戈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但性格稍微有些焦躁,如果谁对他所领导的机构有所轻视,他会极端敏感的。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害怕党的处罚和被党开除,媒体针对党的权势分子的攻击甚至胜过羞辱呆板的将军。

发生在1991年的这些事件把普戈这样的人推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从普戈在最高苏维埃有限的发言中就能看出这种倾向。苏联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但内务部却把主要精力放到警告民族冲突、罢工和非法示威上。普戈从8月初开始休假,他飞到了克里米亚的一个休养院。8月18日早晨,他还和普里马科夫一边聊天一边在黑海岸边散步,他是在那天晚上返回了莫斯科,毫不动摇地加入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他在这个机构里并不是主要人物。8月19日,我们在电视里看见他出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在8月19日早晨就已经明确了。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参加者都将被追究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当天晚上,普戈回到家以后发现,他的所有政府通讯电话全部被掐断。普戈的儿子瓦季姆·普戈一家也住在这座楼里,只是比父亲高一个楼层,瓦季姆·普戈学的是工程专业,但他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在克格勃第一总局供职。普戈和妻子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一起来到儿子家,他们谈话的气氛很不愉快,普戈实际是来和儿子、儿媳做最后告别的。他们此时很清楚,普戈被捕已是不可避免。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问丈夫:枪放在什么地方了?没有丈夫,她一个人连一分钟都不想活了。

谁也不知道,普戈夫妇这个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对于普戈这种履历的人来说,坐在囚犯的板凳上等待审判是无法忍受的,还不如死了好。8月22日早晨9点,普戈用市内电话给内务部几个副部长都打了电话,他问了一下工作的情况。同事问他当天是否上班,他回答说:“还上什么班啊?再见了!”普戈请求大家转达他对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鲍里斯·格罗莫夫将军的问候。没过多长时间,俄罗斯特工部门的电话就打到普戈家里。对方问他:“可以和你见面吗?”前来搜捕的是叶利钦身边的军官:巴拉尼科夫、叶林、伊万年科。普戈回答说:“你们来吧!”

普戈的岳父——一个满脸病态的老人给来人开了门。“进来吧!家里发生了不幸。”普戈穿着外衣躺在床上,鲜血从他的太阳穴留出来,普戈的妻子坐在另外一张床上,伤口也在头上,他当时还有一口气,送到医院也没有恢复知觉,不久就死了。普戈夫妇留下了两份遗言。普戈请求亲人原谅他,“我太相信人了……我诚实地度过了一生”。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的遗言更短:“我不能再活下去了,不要谴责我们,照顾好姥爷。妈妈。”调查结果表明,普戈夫妇系自杀而死。两天以后,普戈夫妇的遗体在莫斯科无声无息地埋葬了,只有几个老战友来医院太平间和普戈告别,甚至连抬棺木的人都没有,就更谈不上任何官方慰问和祭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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