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游戏规则（第12/14页）

在掠夺后举办的重要艺术品拍卖活动中，从北京掠夺的艺术品仍未被视为掠夺物。恰恰相反，英法联军1860年对于所获的战利品大言不惭地称其“来自圆明园”，这有助于抬高其竞拍价格。1900年以后，情况变得有所不同。掠夺活动在继续进行，但否认战利品出处，对其遮遮掩掩的做法开始流行。那种情况在美国使团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身上得到了印证。此人1901年9月离开北京时，携带了“装满几节车厢的中国艺术品，被专家们认为属于现存最为完整的收藏之一”。那批藏品大部分是瓷器、青铜器和雕刻，“从传教士和军队掠夺物品拍卖中购得”。

1901年，《纽约时报》发自北京的报道也是如此。报道进一步说，斯奎尔斯曾试图将其收藏捐赠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据大家说，斯奎尔斯是一位时髦、留长髯、野心勃勃的外交家。之前在常驻日本期间，他已开始收藏瓷器。来北京任职后，他便开始与古董商们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他的助手中文流利，其妻哈里亚特·巴德·伍德考克属于社会名流，善于编织社交网。在他们的协助下，斯奎尔斯成了一名见多识广的古董买家。但是，他本人是否参与了抢劫活动？媒体的报道对他参与其中深信不疑，甚至还有人说，斯奎尔斯的一些顶级藏品购自法威尔主教。后者是斯奎尔斯所属教堂会众的天主教牧师（主教否认自身有过错行为，但承认卖出过一些东西，目的是向大批饥饿群众提供食物）。据目击者说，首批进入紫禁城宫殿区进行抢劫的人中，包括美国使馆的那位一等秘书。

还有更多的迹象表明，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发生改变。乔治·斯托里是纽约著名博物馆的一名重要研究员。当《纽约时报》一名记者问他接受“被掠夺的艺术”是否合适时，他辛辣地答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接受被掠夺物品。”接着进一步解释说，“我认为，任何宣称斯奎尔斯的捐赠与掠夺物有关的说法，都令人气愤。我听说，斯奎尔斯是一位绅士，拥有美国顶级的瓷器收藏。博物馆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奎尔斯先生的收藏是正当所得。他是一位绅士，那没有问题。我认为，博物馆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那批藏品。”

显而易见，到了1901年，掠夺已转变成人们不能接受的行为。人们期望捐赠者至少要显得德行高尚。因此，一个世纪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借这次转变的机会，以正式公开的道德规范来挑战西方的收藏家、古董商和拍卖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的继承者们学会了使用资本主义工具去纠正西方帝国大厦的不人道行为，甚至赢得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喝彩。可以假设，北京的复仇因子，或许已大胆涉足完全属于偷盗的阴暗面。

如前所述，中国激进的文物收复运动始于香港。2000年，中国正式要求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撤除其拟在香港拍卖的三个青铜兽首。随后在2003年，发生了第二次交锋。那次的捕获对象，是一个青铜野猪或猪（有不同名称）的兽首。中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私下以13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购回，回购的出资者是澳门企业家、赌场大王何鸿燊。那件青铜喷泉兽首也轰动地在保利博物馆内展出。中国国家文物局肯定赞扬了何鸿燊的“爱国行为”。随后发生了第三次交锋。2005年1月，中国集邮公司准备发行一套十二生肖邮票，使用了四个已回归兽首的形象，其余下落不明的8个兽首形象，则借助了艺术想象。2007年10月，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宣布了一个具有挑衅性的专题拍卖：“清宫遗珍”，突出展现了十二生肖中的马首。“那是一件赃物，”国有上海博物馆的代表，买家许勇祥抗议道，“它不该出售，而是应该通过政府返还中国人民。”尽管那件青铜兽首有望拍出超过770万美元的高价，但苏富比拍卖行安排寄卖人与何鸿燊进行了私下协商。据说，后者为此支付了890万美元。中国再次将澳门赌王视为国家英雄，对其予以喝彩。那件青铜马首则加入了保利博物馆正在扩大的生肖动物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