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2/2页)

1765年“胜利”号(Victory)设计图——100门火炮,最为先进的三层甲板船,在后来的特拉法尔加海战(BattleofTrafalgar)中是纳尔逊的旗舰——刚开始建造的时候船头、船尾均有华美的装饰。(国家海事博物馆,J1850)

在船上,海军从来不像外界传言那样专制。《赏金猎人》(TheBounty)中残暴的布莱船长(CaptainBligh)多半是小说的夸张之作,现实中少见其人。确实,船长手中握有的大权可能要比法治社会中的任何个人都大,但是船只的操作需要大量的船员配合。这就导致虽然和任何群体一样,船员间也会存在分歧与争执,但船上的生活却能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同心协力的氛围。只有当船上或岸上的管理出现问题,士兵才会哗然反叛。正如海军上将马克斯·霍顿(MaxHorton)1944年所写:“惯常情况下船员不会陷入无纪混乱,除非他们怨气冲天,而这就是合理的审查的意义所在。”1

自古以来,海洋在英国文学上就举足轻重,但成为中心,却费时良久。第一个伟大的海员形象出自乔叟之笔。乔叟以达特茅斯(Dartmouth)的约翰·霍利(JohnHawley)为原型——“但凡良知善意,他内心全无”。莎士比亚也常以海为主题,这大概是由于身处伊丽莎白时期的伟大港口伦敦,海洋才成为他逃不开的话题。《威尼斯商人》所处的环境便是海洋共和国,《暴风雨》的原型正是1609年在巴哈马群岛(Bahamas)遇险的“海洋冒险”号(SeaVenture)。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但仅以一本书就获得了不朽声名。《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Crusoe)被尊为英语世界第一部小说,百年后人们都深受影响。很多年轻人正是在此书的激励下扬帆远航,投身海洋事业的。海军医生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Smollett)将《兰登传》(RoderickRandom)以及《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HumphreyClinker)的背景设定在海军历史上相对黑暗的乔治王早期,塑造了一位业余船长的形象。“我看见他奄奄一息躺在沙发上,时不时地由仆人撑着他的头闻一下嗅盐瓶。”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FrederickMarryat)曾是托马斯·科克伦(ThomasCochrane)麾下的见习军官,之后却成为19世纪后期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主角是一位年轻见习军官,受众多是半大少年郎。马里亚特写作的时代正处于拿破仑战争酣畅时。一个世纪后,他的地位被C·S·弗里斯特(C.S.Forester)取代。弗里斯特的《霍恩布洛尔船长》(Hornblower)系列描述了一位执行独立任务的船长,在没有无线电的岁月里,这位船长有着绝对的自主权,决断之处尽显英明。在弗里斯特之后,类似的主题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OBrian),虽然他轻蔑地表示弗里斯特的作品过于幼稚,但他采用类似主题,以一位护航舰船长进行独立任务为中心,写作了一系列为他博得盛名的作品。

从地理上来说,不列颠疆土内距离海洋最远处也不过80英里,然而不列颠的精神距离海洋更近。海洋在我们的词汇中都留下了印记,如我们熟知的“byandlarge”(大体来说),“nipandtuck”(不相上下)以及“chiponhisshoulder”(寻机爆发)。海洋文化也影响了我们的穿着。从维多利亚时期男孩间流行的水手装,到如今海魂装和甲板鞋,都带有海洋的印迹。更为深远的是,海洋赋予不列颠自由的意志,而强大的海军让它得以从欧洲大陆的极权者,从路易十四和希特勒的魔爪中脱身。正是由于帝国地缘广阔,不列颠的贸易才得以在近代早期喷涌蓬勃,当年的世界霸主为如今的英国留下了肤色各异的公民。海军并没有缔造帝国,但却实实在在地捍卫了帝国。正是由于帝国曾幅员广阔,才让英语获得了世界通用语言的地位。无论好坏,海军本身显示了国家的阶级结构。它曾是世界上汇集最多精英的部门,即使出身低微,如詹姆斯·库克(JamesCook),也能晋升为战场指挥。但在维多利亚时期,它却成了英国国内最讲究阶级出身的部门。而这一过失,耗却了近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修正。数百年间,皇家海军为这个国家培养了诸多精英,如德雷克和纳尔逊,更培养了千百万海军士兵,他们在战舰上挥洒青春热血。此书讲述的就是他们改变世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