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北部边防（第3/27页）

在沿边各地，这些总督又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长官。当关内军队不再由昔日的军户充任，而代之以募兵时，东北地区仍存在军户，其中许多人是来自山东和山西的移民，但此时他们已与辽东人大致同化了。这些辽东军户或经商，或务农，但主要身份仍是军士，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武人阶层。其将领皆父子相袭，朝廷的任命不过是例行程序；下级军官统领着由家丁组成的私人武装，又与其上级军官形成依附关系。朝廷在如何对待这些武人家族及其军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些大臣，像16世纪80年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17世纪初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稳定边防的唯一办法是承认甚至鼓励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另一些大臣，尤其是都察院官员，则反对这种将导致权力分散的作法；明末国子学的官员还将他们比作唐末的军阀。只要明朝不对东北作过多干预，辽东武人便依然忠于朝廷；但中央集权却因此而削弱了。当然，严格的文化归属观念——夷夏之辨——一直占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边地武人逐渐发现，夷狄部落的军事首领比明朝皇帝的文职大臣与他们更相投合。事实上，作为边民，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社会。

汉族边民与夷狄部落之间，并无明确界线，因而双方相互同化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明朝最早的卫、所，多由蒙古人组成。同样，1369年在甘肃被明军击溃的元朝军队中，也有汉族士兵。直到16世纪，还常有汉人投奔蒙古，为其充当顾问，或从事外交活动。嘉靖年间，投奔蒙古向阿勒坦汗寻求保护的白莲教徒便多达数万。在东北，满族的前身女真人中也有许多汉人。其中一部分自然是战俘，另一部分也可能是自愿归附满族的明军逃兵。他们的同化，一方面反映了满族对接受其文化的外族人，包括居住在今朝鲜北边、西伯利亚和吉林省山林中的朝鲜人的接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辽东居民所固有的善战、强悍等独特品格有关。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实际上已成为境外居民。他们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界线，终于失去了汉族的特征，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满族人，而与其同胞反相去较远。

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有证据表明，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卒于1632年），就是一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还有迹象说明，在日后发展为八旗的满族军队中，有16个纯粹的汉人牛录。1623年，努尔哈赤下令，对1619年以前加入满族的汉人同其后加入满族的汉人要区别对待，前者应视同满人，这表明他们被满族生活方式所同化已达何等程度。努尔哈赤的此项决定还表明，在所有实际意义上，这些已被同化的汉人牛录都被视同于满族军队。

不过，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移民满族地区的汉人，大多未被吸收为满族部落成员，而是由战俘沦为奴隶。在满族统治下的蒙、汉人中，被“收”为“民户”、从而与满族人处于同等社会地位者，和被“获”为“人畜”、并分赐将士充当奴隶者，处境大不相同。后者被称为“包衣”，其经济功能大不一样。其中一部分完全是满族人的家奴。另一部分则在努尔哈赤及其他满洲贵族自1596年创立的由庄头管理的拖克索（田庄）中从事耕作。在满族的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过程中，他们的最大贡献，或许就是促进了满族社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

在15世纪末，正是汉族和朝鲜的战俘，向女真传授了用从内地和朝鲜偷运来的铁制造兵器的技术。1599年以后，满族人甚至学会了开矿冶铁。17世纪初，有数百名外族工匠在努尔哈赤的都城赫图阿拉制造弓箭、铁器和盔甲。赫图阿拉城也是在汉族工匠的帮助下建造的。所用资金，可能是用毛皮、宝石、人参等从内地和朝鲜换来的。汉族包衣在人参贸易中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7世纪初，人参加工技术有了新的进步，使人参贸易获得重大发展。这些经济上的成就，使努尔哈赤在16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东北城居各部落争夺军事霸权的斗争中，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