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践中的分歧与斗争（第7/10页）

虽然戈尔巴乔夫强调实行民主，但这种民主并没有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上，党的领导与决策并没有实现民主化与科学化，一方面是党内派别林立，另一方面仍然是个人专断，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约，许多重大问题都由戈尔巴乔夫一人说了算。戈尔巴乔夫在安排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时，常常让不同的人负责同一项工作，如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都负责意识形态工作、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都在对外政策上有发言权等。博尔金在评述这件事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挑起大家冲突和争吵的本事实属罕见，我始终不明白，他是想利用这种关系的不协调来达到轻松地领导政治局的目的，还是由于个人性格和缺乏必要的经验才造成这种局面。但是，最后只有一个结果——政治局会议上互相拆台，常常无法通过一致的决定。”^{[78]1989年底，苏联人民代表在一份声明中对苏共的评价是：“作为积极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的苏联共产党，一般说来已不存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宣传职能。像从前一样，它只是一个自我产生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加入了许多努力工作的人和有理智的人，但是他们不占大多数，而主要的是作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系统的机关，其中包括国家机关，按起源和职能而言属于极权机构，与真正的改革并不相容。”[79]}

由于举措失当，戈尔巴乔夫欲通过改革改变党的形象，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990年10月24日至11月5日在党员中进行的社会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威信，67%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20%的共产党员对自己的党员身份持动摇、中立、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虽然表面上没有退出苏共，实际上已不参加党的政治生活，不参加会议，也不交党费。半数以上的党员拥护取消企业、军队、法院、检察院、内务机关中的党组织。^{[80]共产党员对党的态度尚且如此，党在普通民众中的威信与地位可想而知。}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没有反对政变。中央委员会未能采取坚决的立场去谴责和阻挡，没有发动共产党员去同践踏宪法的行为作斗争。阴谋家中竟有党的领导干部。许多党委会和大众新闻媒体支持了国事犯的行动。这将共产党置于错误的境地。许多党员拒绝与阴谋家们合作，谴责政变并且加入到反对政变的斗争中。谁也没有权利对所有共产党员进行无理指控，而我，作为总统，认为有责任保护他们，作为公民免受无理的指控。在这种局势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该做出艰难的、但是很切实际的决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我认为自己不可能继续履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能，并让出相应的全权。我相信，忠于宪法和社会振兴方针的充满民主精神的共产党员们，一定会主张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同一切进步力量一起，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继续推行根本的民主改革的党。”^{[81]在解散苏共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没有召开任何会议，一句“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话就把这个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无产阶级政党解散了，恰恰说明戈尔巴乔夫没能实现党的民主化，苏共仍是一个听命于总书记的党，这样的政党很难承担起改革的重任，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完成改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