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践中的分歧与斗争(第4/10页)

[68]戈尔巴乔夫任命普戈为内务部长、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帕夫洛夫为总理,这些被新提拔上来的人,实际上更不认同戈尔巴乔夫,正是他们在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这场政变的结果是苏共的消亡,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他为什么发表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声明时说:“沙赫纳扎罗夫从福罗斯回来后,曾打电话给扎索霍夫说:‘请您赶快去医院找伊瓦什科,要求立即解救被囚禁在福罗斯的总书记,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扎索霍夫去了,政治局也召集了会议,要求同总书记见面,但是并没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就是当时的全部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同这些人一起在政治局见面,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呢?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这一切情况都明朗化后,我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因为我不可能同搞反宪法武装政变、公开欺骗党和人民的人继续一起合作。同时,我号召共产党员们,在当地组织起来,集体讨论自己活动的组织形式,作出自己的选择。”[69]八·一九事变使苏联共产党这个有着93年历史的政党不复存在了,联盟国家解体的进程也加快了。

(二)苏联共产党的联邦化与分裂

苏共党内许多人对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政策以及社会上出现的民族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潮并不认同,对苏联的前途表示担忧,退休在家的原莫斯科州委书记科诺托普1989年6月15日写给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委员的信就很有代表性,他在信中列举了社会上出现的民族主义、歪曲历史、诋毁列宁、攻击强力部门等许多现象,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错误的,“我认为,我们不可饶恕地、过早地在计划体系尚未完善的时候就将其摈弃,转而依靠‘超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经济’理论,我们过早地抛弃了党的领导作用,首先是党的干部政策,转而依靠缺乏应有纪律和严格秩序的、虚构的自愿人民政权制,将我们的‘议会’变成资产阶级的议会更是灭顶之灾,因为在那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只有‘美元’和富商们才能行使真正的权力。也可以这样形象地说,他们愿意饶恕谁就饶恕谁,愿意将谁处死就处死谁。人民代表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蛊惑人心者,而人代会有时就像是个大戏台,并非偶然”。[70]苏共内的正统派希望摆脱戈尔巴乔夫,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后,许多人要求不让戈尔巴乔夫兼任党的总书记,在1990年3月第三次人代会上就“被选为苏联总统的人不能兼任其他政治和国家职务”进行了表决,结果在2250名代表中,赞成票1303,反对票607,未获通过。[71]

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使苏共失去了对苏维埃的控制,它导致政治家和党员不再对苏共中央负责,而对选民负责,导致地方分离主义发展,联盟中央失去权威。这使苏共联邦化,1990年1月立陶宛共产党率先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原来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力量的苏共无法再发挥作用。在这一进程中,俄罗斯共产党的建立既是苏共联邦化的表现,也是苏共党内正统派发展的结果。

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共和国的党组织,实际上苏共依托的就是俄罗斯。在改革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在发展,1989年12月成立苏共中央俄罗斯局,没有什么作为。要求成立俄罗斯共产党的呼声越来越高,利加乔夫对此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也很难顶住压力,只好放任自流。1990年6月19日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这次会议变成了俄共的成立大会,其党员占苏共的62%。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库普佐夫没有被选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当选者是波洛兹科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建立和党的重心从联盟中央向共和国的转移,主要是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转移,使戈尔巴乔夫无法阻止在苏共党内出现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