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最初内涵与实践（第3/7页）

戈尔巴乔夫否定苏联传统体制中以党代政的做法，认为这限制了苏维埃这个就其本质来说是体现广泛民主和公开性的机关发挥积极作用，他提出：“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面临一项极其巨大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全面恢复苏维埃的威信和权力，为苏维埃在改革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积极地和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条件。”^{[23]要改变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的做法，“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24]党的机关不再承担经济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党的任务在别的方面——首先是从理论上认识各种过程的意义，及时地把握住矛盾发展中的临界点，校正战略和策略，制定政策和规定实施政策的方式方法，挑选和分配干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改革的进行”。[25]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同时也是为了使苏联的改革不致发生逆转，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以恢复苏维埃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5年苏共4月全会提出“加速战略”，但到1988年夏，加速战略正式宣告失败，苏联的经济并没有好转，苏共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阻碍机制的作用，虽然戈尔巴乔夫一直强调民主化、公开性、人民自治，但政治体制变化不大，大多被当成了宣传口号。面对改革的困境，苏共要寻找新的突破口。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先防止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停滞现象的增多并且注定使当时进行的改革归于失败。经济管理职能越来越集中在党政领导人手中，这已成为突出的现象”。机构庞大，国家机构官僚化，“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26]苏共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恢复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把立法、管理和监督的职能集中于苏维埃，提高这个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和代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把权力从党转到苏维埃手中。为了体现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又强调：“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他认为：“如果党委第一书记将被选为苏维埃主席，那么这将会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加强对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的活动的监督，在管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苏维埃的情况下，将能更准确地区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能。”[27]1988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代表由公民选举产生的原则，似乎是将宪法中规定的“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作为苏联政治基础的人民代表苏维埃行使国家权力”、“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条款付诸实施，但戈尔巴乔夫以党的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而且地方也如此行事，显然加强了党对苏维埃的干涉，仍然是党政不分。在现代条件下戈尔巴乔夫这种直接民主的做法并不合适，党的各级书记兼任苏维埃主席也没能提高苏维埃的威信，人数众多、意见分歧严重的苏维埃难以承担领导国家的职责，加剧了苏联政治的无序化发展。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陷于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家事务上。同时，由于戈尔巴乔夫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最高苏维埃方面，党的决策体系被架空和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