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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与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政策(第2/4页)

通过纠正历史上的有关错误,自然放宽了现实的政策。以前遭到禁止的题目被允许重新探讨,过去被作为“禁区”的题材又成为作家描写的对象。文艺中的“写真实”和“积极干预生活”成了主要口号;过去被视为畏途的讽刺幽默和抒情体裁又回到了文坛。作家和学者的精神解放,促进了他们的创作和学术探讨。

第三,修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定义,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做的规定,在有关文艺社会功能的理解上有失偏颇,片面地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而对文艺的认识作用、美感作用和娱乐性有所忽视,加上以后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进一步僵化的教条主义解释,使文艺中“粉饰现实”和“无冲突论”得到发展,这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给苏联文艺带来了消极影响。1954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作协章程,对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了修改:保留原定义的前半部分,把后半部分删去,即把整个定义规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需要艺术家从现实的发展中真实地描写现实”。

这一修改在拓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创造方法和风格流派的存在,这有利于文化艺术多样性的发展。这就使这一时期的文化比较而言,有了一定的包容性、宽容性和多样性。而随着对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加强,科学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开放性,在不少方面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这便有利于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所以,赫鲁晓夫时期在科学文化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赫鲁晓夫毕竟是在斯大林思想的熏陶下,为斯大林体制模式塑造出来的。他虽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动者之一,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他反对的与其说是斯大林主义,不如说是斯大林个人。其表现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根源的分析,过多地着眼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方面,而从社会历史根源和体制方面则着眼很少。这就没有彻底打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教条主义,没有把个人崇拜同苏联体制联系起来,因此在文化领域还保留着许多过去的传统理论、传统体制和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仍像以前一样,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过去时代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没有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同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大家知道,日丹诺夫在30~40年代提出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对苏联文化的发展曾发生有害的影响,而对这一僵化的背离实际的理论,苏共领导一直没有加以触动。正是这个缘故,联共(布)中央1946年的意识形态决议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更有甚者,直到赫鲁晓夫时期还把科学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人为地将它们隔离开来。至于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共同的人类文明成果,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在实践中就难以起步了。

其二,把文化和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提出反对在意识形态上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实际上导致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排斥。我们知道,一定的文化虽然总是同一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但文化是一个比意识形态广泛得多的概念,绝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二者简单化地混淆在一起。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和苏联理论界仍然没有能够走出这一传统的理论误区。在存在国际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将资本主义文化一概混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将其文化中的人类文明成果也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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