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5/11页）

镇压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尽管直接涉及的人并不是很多，但却严重毒化了政治气氛，“为了查清和迫害他们，就需要动用全部‘秘密警察’机关。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监视人，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这些事不可能完全隐蔽地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地位很高的人，都害怕偷听、监视、告密。在这种场合事情是不是完全有根有据已经不怎么重要。”^{[175]同时，政府迫使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签名，公开谴责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做法，不仅给持不同政见者本人带来巨大的伤害，而对其他有关的人士也是一种伤害，使一部分被迫签名者陷入两难的困境。拒绝签名意味着对国家的不忠诚，工作和其他方面将面临各种压力甚至是处分；同意签名则会遭到国内外同行的蔑视，亲朋责备，名誉扫地。这样的精神折磨和精神损耗导致许多人意志消沉，知识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严重扭曲变形。从而，导致冷漠无情、不问政治和消极情绪不断增长，双重道德标准开始泛滥，社会维系力开始瓦解。}

为了反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党和政府越来越借助强力部门的力量，尤其是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机构日渐膨胀，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公民的监控不断加强，对居民群众的搜查、逮捕、审判经常发生，把持不同政见者许多正常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弊病和揭露社会问题的批评列入敌对行动，这一方面掩盖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弊病越积累越严重，进一步窒息了社会最后一点积极探索精神，粉饰现实，弄虚作假风气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为党和政府一些官员不受监督和约束，恣意妄为，随意报复提意见者大开绿灯，结果导致贪污腐败风气愈演愈烈，党和政府威信严重下降，这不仅造成物质上的巨大损失，“道德的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176]，这无疑对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党地位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此外，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流追求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共同理想，执政党应该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扩大和充实它的内容，让它为自己所用。适度的民主和自由不仅不会削弱党和政府的领导，反而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有利于了解社会各界的呼声，缓解社会的各种矛盾，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防止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的根本保证和途径，而苏联党和政府却对大部分同自己执政理念并不矛盾的行为严加镇压，结果非但没能解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反映出的深层问题，反倒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绵延不断，支持者越来越多，削弱了民众对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尤其是武装出兵干涉捷克和侵占阿富汗，更使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走向寻求国外支持的道路，他们也逐渐改变了对政府和社会主义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同国际反苏势力联合，为西方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自由提供了难得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