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学“解冻”的原因与苏共文学政策的教训（第2/7页）

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7年10月这大约1/4世纪，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一方面，这时候俄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俄国政治、经济却面临重重危机。国内的各种矛盾，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各少数民族和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和沙皇政府之间的矛盾，加上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俄国同欧洲资本主义大国以及日本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成为世界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失败立即引发了1905年的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产生了各种政党和团体。沙皇政府被迫发表了建立国家杜马的宣言。但是，革命运动最终失败。革命失败后，国内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和激化。知识界围绕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围绕革命还是改革、继续采取激进斗争还是改行社会改良和人的精神革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世纪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政治流派：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立宪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俄罗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宗教哲学及其神秘主义等，这个时候都在宣传自己的主张，企图影响俄国的政治走向。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工业的发展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主张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斗争，直至用暴力推翻旧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立宪民主党则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张渐进，先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实践已经证明，改革和革命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由上而下的改革总是要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会使劳动人民付出长期沉重的代价。激进的革命运动必然引起暴力冲突，不仅人民会付出血的代价，而且革命后由于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差，能否建立起民主和文明的社会，是一个现实问题。另一些文化人士在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特别是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深信革命途径的不人道，提出了精神革命的思想，认为重要的是完善人的内心世界。对于这些争论，普列汉诺夫曾感慨地说：俄国一直处于启蒙还是革命的两难之中，鉴于人民的觉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就应该先进行启蒙，但这却受到统治者的阻挠；为了排除启蒙的阻力，只能先推翻专制政权，但旧政权推翻后，又因为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建立不起真正的民主政权。各种思想同时存在并进行激烈的争论，正是俄罗斯面临的问题复杂、历史抉择困难的表现，也是知识分子有了独立地位的表现。所有这些困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文学家。对文学家来说，同这些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如何看待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建立在因果决定论基础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理论显然遇到新的挑战，现实促使文学家寻求新的思维方法。世纪之交，西方先进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意识上发生新的变化。量子力学的产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白银时代文学的多元美学思维以及在这些美学思维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产生的。布尔什维克站在自己单一的革命意识的立场上，把这个时期看作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混乱，甚至是“知识分子的卑鄙可耻的时期”，显然是对这种多元思想争论一种简单化的“唯我独革”的看法。如果认真研究一下20世纪的俄国历史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当时，以H.别尔嘉耶夫、C.布尔加科夫等为核心的宗教哲学家和政论家出版了《路标》文集。他们指出：狂热信奉任何理论纲领都带有危险性，轻信某种社会理论具有普遍价值是没有道理的，并批判了激进主义者自身固有的弱点。《路标》派的观点当时受到革命派的批判，而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白银时代的文学热，人们希望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汲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益的营养，就是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