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空军飞越鸭绿江投入战斗（第2/8页）

1951年1月9日第64歼击机航空军的报告全面反映了苏联空军最初两个月投入战斗的情况。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有8月11日进驻沈阳、鞍山和辽阳机场的第151师，11月1日进驻辽阳机场的第28师，11月20日从上海移师鞍山的第50师，共6个歼击机团，每团各有30架米格-15飞机。11月27日，这三个师合并为第64歼击机航空军。为了接近战斗地区，12月3日和25日，第50师的两个团分别调入安东机场。从9月3日起，各部队开始实行每日战斗值勤。苏联空军最初的任务只是防止美国空军对中国境内目标的空袭和侦察，特别是保护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电站的安全，因此规定，所有歼击机不得越过鸭绿江。考虑到这条禁令对实际作战十分不利，且难以执行，部队于11月6日接到新命令，作战时可以进入朝鲜领空。12月3日，以安东为基地的第50师进一步领受了新的任务——“保护北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后方”，特别是从鸭绿江到清川江的交通线。此外，这些部队以及后续各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组建和培训中国空军。在苏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第4师）于12月12日完成组建，并立即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投入了实战训练。在两个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3个师共出动飞机1079架次，击落敌机68架，其中B-29战略轰炸机12架，苏方仅损失飞机9架、牺牲飞行员7人。自苏联飞机腾空以后的整个作战时期，敌机再无一架接近中国境内被保护的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不过，由于当时在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苏联驻军兵力有限，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缺少等原因，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105]

1951年春天中国空军参战后，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而6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后，苏联空军在安东地区部署的兵力增至两个师，“极大地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106]此后便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的“米格走廊”。[107]然而，斯大林规定的苏联军人不得进入前线作战的禁令始终没有破除。在空战中，莫斯科为第64航空军限定了作战范围，即向南不得超越平壤—元山一线，东西两侧不得超越海岸线。按照别洛夫的说法，这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虽然这种限制性规定导致米格飞机不能充分发挥其良好性能。[108]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109]}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损失高炮6门、探照灯1台。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110]

至此，可以对斯大林在苏联出动空军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做一个总结了。早在战争之前苏联空军就已经来到中国，这是为了履行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盟国责任；美国参战迫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想到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为此，斯大林承诺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但没有说明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想及早派兵参战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使用中国军队，因为这涉及苏联出动空军及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在三八线被突破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斯大林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泽东出兵的诚意和效果，故拒绝出动空军；中国志愿军毅然出动并与美韩军队作战后，苏联空军也随即投入了战斗，不仅保护中国领空，而且越过鸭绿江为志愿军后方提供掩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坚持不变的原则是：无论是否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只在后方活动而绝不进入前线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至于中、苏、朝之间的同盟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出兵之前，莫斯科对北京一直怀有戒心，而金日成对斯大林则是言听计从；中国出兵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