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难抉择:以色列建国及其对犹委会的致命影响(第6/7页)

[99]1948年11月25日,一位名叫摩西·戈里德曼的犹太人在给日茨的信中把紧随爱伦堡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的日茨比作跟着一只“大狗”狂吠号叫的“小狗”,谴责他对犹太人“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从所有重要职位上被解雇、对许多机构拒不接受犹太毕业生的反犹现象视而不见,而为了一己之私利,阿谀奉承,“扮演白痴”。信的末尾说,“爱伦堡厚颜无耻地以全体苏联犹太人的名义讲话。他没有这个权利。而您也根本没有任何权利代表犹太人讲话。”[100]从苏联犹太人利益的代言人到最后被犹太同胞剥夺了代表他们讲话的权力,犹委会在苏联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犹委会之所以对苏联政府惟命是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然而,这不仅未能挽救它的命运,而且毁掉了多年的声誉。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对苏联犹太人和犹委会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国内的反犹政策骤然加剧。如果说此前斯大林对于犹太人的打压更多的是出于担忧和怀疑的话,那么现在他的想法则完全得到了证实。在苏联那样封闭的社会里,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认同和支持被当局看成是对苏联的严重不忠,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背叛,“在斯大林看来,它就像危险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在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权威”。[101]斯大林后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102],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指控犹太民族“是一个间谍民族”[103],显然都是源于这一事件。1948年6月,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美苏冷战日趋白热化。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认为,万一同美国发生战争的话,那么仇视苏联、与美国和以色列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联系的苏联犹太人就会成为西方的“第五纵队”,从背后对苏联人民下手,直接威胁国家的生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不仅表现在苏联普通犹太民众身上,而且反映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某些人物的言行当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犹太人妻子伏罗希洛娃·叶卡捷琳娜·戈尔普曼在以色列国成立当天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激动地对自己的家人说:“今天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祖国了。”[104]在1948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30周年的外宾招待会上,莫洛托夫夫人、苏共中央委员热姆丘任娜与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和其他外交人员用意第绪语进行了倾心长谈,最后还意犹未尽地说,“祝你们一切安好!那样所有的犹太人事情就好办了。”[105]在斯大林看来,这说明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已经渗透到了苏联政权的心脏地带,威胁到了国家的基础。

为了消除苏联犹太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斯大林随即在国内加强了反对“世界主义者”的运动,运动的性质也从最初的批判、降职、解雇升级到逮捕、流放和枪毙。“从1948年到1953年,数以千计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袖、国家安全部职员和私营单位人员都遭到无情地审讯,丢掉职位,并且公开地受到嘲弄、奚落、恫吓和监禁。许多人被枪毙。”[106]犹委会虽然对苏联当局忠心耿耿,但是,它与美国的联系最为广泛,是斯大林心目中“世界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是苏联犹太人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大量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内心深处不仅把苏联犹太人看成是一个民族群体,而且把犹委会看成是他们的代表,无论苏联犹太人还是犹委会都是“潜在的危险的‘外国人’,敌视苏联政权和他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