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后果和影响(第4/14页)
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全盘集体化对斯大林执政时期数次农业危机中的大量人口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在集体农庄社员的利益被漠视、社员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抗灾能力降低和农业凋敝的情况下,1932~1933年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广大地区出现了严重饥荒,人口损失巨大。针对这一天灾人祸,当局不但不承认事实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要求农民完成国家农产品采购任务。各地农庄和社员被迫将种子粮和口粮全部交出,结果导致众多农民陷入饥寒交迫之中。1940年9月,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承认,30年代初期国内共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143]据西方估计,1932~1933年大饥荒中有300万~400万农民饿死。[144]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拖拉机站政治部在相关报告中说,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哈萨克斯坦在这次饥荒中共有230万居民饿死,90万哈萨克人迁往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等国家。[145]乌克兰共和国居民减少300万。[146]另据康克威斯特认为,1930~1937年的7年中苏联共有1450万农民死亡。[147]
整个特殊移民活动中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人口共计600万。特殊移民在迁往国家指定居留地的过程中死亡、患病现象极其普遍。1933年5月,М.Д.贝尔曼在写给Г.Г.雅戈达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您曾多次批示北高加索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要求对发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集中营和劳动移民区的专列做好组织工作,并配备整套服务设施,但移民专列的状况依然相当糟糕。所有源自北高加索的移民专列中均存在人口大量死亡和患病的现象……”又据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负责人报告,从北高加索发往新西伯利亚的特殊移民10185人中死亡共计341人,比重达到3.3%。另外,还有大量特殊移民患有营养不良等疾病。[148]
特殊移民区大多处于荒僻边远地区,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恶劣,再加上当地移民管理部门目无法纪,恶意虐待,迁移初期特殊移民人口均呈现负增长态势。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为例。1930年代上半期,此类特殊移民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尤其是新生儿的死亡率更高。1932年,摩尔曼斯克自治区的西比诺格尔斯克(基洛夫斯克)区特殊移民新生人口为420人,死亡864人,其中儿童死亡人数达到589人,在该地特殊移民死亡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达到68.2%。[149]1931年10月26日,亚戈达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鲁祖塔克的报告中指出:“特殊移民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北哈萨克斯坦移民月死亡率达到1.3%,纳雷姆斯克边疆区达到0.8%。其中尤其是婴幼儿存在大量死亡的现象,如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地区,婴幼儿的死亡率占到了当地人口月死亡总量的15%。导致儿童大量死亡的原因除传染病、居住和生活条件不周之外,主要还由于缺乏必要的儿童营养食物。”[150]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30~1950年特殊移民死亡人口至少有120万。[151]
截至1950年代末,农村人口仍在苏联人口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特殊移民活动所引起的农业人口大量死亡,成千上万精壮人口的流失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农村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152]它加剧了农村人口的性别失衡状态、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质量的下降趋势,对苏联人力资源再生产潜力构成威胁,为俄国未来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第四,特殊移民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肆意践踏国家法制,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给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