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第2/9页）

但是苏联迅速利用了自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的，并由刚刚结束不久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大大巩固的有利地位，把任何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统统与希特勒分子的恶意污蔑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污蔑发生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更显得合情合理。虽然流亡政府在最初的声明中就有意划清自己与戈培尔之流的界限，但苏联仍把它指责为与希特勒分子同流合污。^{[144]在一时无法确切得知问题的真相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已有的和公认的事实出发进行判断，在这一点上，纳粹政权以往犯下的桩桩罪行，倒是比什么都更具说服力。另外，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在这件事情上的大做文章，也在无形之中帮了苏联的忙。还在4月6日，即德国正式公布卡廷森林发现前的一星期，戈培尔的亲信就决定要把“取证立即用于宣传目的”，并希望找来在德国控制下的波兰红十字会的人。[145]4月14日戈培尔指示：“我们宣传的中心近几天将更集中于两个题目：大西洋壁垒和布尔什维克卑鄙的屠杀。要用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向世界证明苏联的这一兽行。在评论中就像经常作的那样，应当特别指出：这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信任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改变了政治信仰。这就是已经从英国人那儿得到统治和向欧洲进行布尔什维克渗透绝对权力的布尔什维克。”[146]戈培尔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不仅要用卡廷事件攻击布尔什维克，而且还要以此“在敌人阵线里制造巨大的分裂”。[147]这就足以引起反法西斯盟国的警觉了。这种警觉是与战争的结局，换句话说，是与盟国的整体利益和当时最大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在像卡廷事件这样的具体问题上，特别是战争条件下真相一时无法弄清楚的时候，孰轻孰重是不难做出判断的。尽管这些判断现在看来并不准确，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

就是凭借这些因素，苏联不仅变被动为主动，而且首先反戈一击：4月25日，莫斯科照会新任波兰驻苏大使罗梅尔，宣布苏联政府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外交关系。照会除了指出，波兰政府的一系列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它与德国政府之间“在进行敌视苏联的运动中有接触和勾结”，而且还把此事与苏波边界问题挂上钩，认为波兰流亡政府是要借此“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它作出损害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白俄罗斯和苏维埃立陶宛利益的领土让步。”^{[148]这就表明，苏联已经看到，在与流亡政府不能进行军事合作之后，也不可能跟它解决边界问题了。}

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保持外交——其中包括军事合作关系——的33个月中，苏联曾试图解决“波兰问题”，包括确定苏波边界、解决未来波兰领土问题，以及建立苏波军事联盟对德作战等。但最终上述问题都未能彻底解决。可以说，苏联的尝试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其一，是大环境并不十分有利。这个时期正是苏联在整个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苏联当时所处的危险境地，使它不可能把战后的政治安排问题放在首位。而军事上的不利局面，也使它在谈判中至少是在苏波边界问题上，并不像以后那样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苏联提出的某些设想，如让战后的波兰“向西移”等，也因德国法西斯风头正劲，而在现实性上打了折扣。其二，“波兰问题”既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首先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大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至关重要。苏联在战争初期非常需要英美的支援——从提供武器装备到开辟第二战场，这就增加了英美两国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的分量。无论是在苏波边界问题上，还是在安德尔斯军队撤出问题上，英美两国都没有支持苏联的立场，相反，它们借助某些问题向苏联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