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第5/11页）

在皮达可夫被捕前后，内务部还逮捕了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领导人、后降为新西伯利亚市供应局农业处处长的Н.И.穆拉洛夫，内务人民委员会公路管理总局副局长Л.П.谢列布里亚科夫，党中央国际情报局主任К.Б.拉狄克，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В.М.普里马科夫，哈尔科夫军区副司令С.А.图罗夫斯基，驻英使馆武官В.К.普特纳，副交通人民委员Я.А.利夫希茨，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基础化学工业总局局长С.А.拉泰恰克等人。

斯大林一方面制定新宪法，树立社会主义建成、苏维埃民主扩大的新形象，另一方面加快清洗和镇压的步伐，以确保局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对内务部的工作不满意，认为对反对派的镇压还不够有力。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诺夫从休养地索契打电报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政治局其他委员说，“我们认为绝对必须和刻不容缓的是，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案件中已明显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一案件上延误了四年。所有党务干部以及绝大多数州的内务部代表都持这种意见”。^{[92]26日，亚戈达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接替李可夫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叶若夫出任内务人民委员，并保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至于斯大林提出的“延误了四年”，看来是指1932年未能按他的意见处死柳亭之事。}

叶若夫上台后，立即扩大镇压规模，加快镇压速度。1936年9月29日，政治局根据叶若夫提交的草案通过了《关于对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分子的态度》的决定，提出“必须镇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棍，不仅镇压被捕者”，“也不仅镇压受侦讯者诸如穆拉洛夫、皮达可夫”，“而且还要镇压早些时候被流放的人”。^{[93]这实际把参加过托派组织，或某个时候曾经支持或同意托派观点的人，甚至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定为反革命分子。12月4日，叶若夫在党中央会议上汇报清除托派地下组织的工作情况时说，两个月内在乌克兰逮捕了400多人，在列宁格勒州400多人，在格鲁吉亚300多人，在亚速海—黑海边疆区200多人，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120人，在斯维尔德洛夫州100多人。[94]}

内务部加快了对皮达可夫等人的侦讯工作，采用体罚和精神摧残的手段获取需要的口供。许多审讯笔录都呈送给斯大林过目。在1936年10月4日审讯索柯里尼科夫的笔录上记录着后者关于他不知道英国记者塔尔博特与英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口供。斯大林在这一记录旁边写道：“索柯里尼科夫当然向塔尔博特提供了关于苏联、关于中央、关于政治局、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方方面面的情报。由此可见，索柯里尼科夫是英国情报机关的情报员（间谍加奸细）。”^{[95]斯大林对维辛斯基呈送的起诉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还更换了一名被告。}

1936年12月，新宪法顺利通过。斯大林抓住人们欢庆社会主义胜利的时机，进一步打击前反对派的领导人。1937年1月23～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公开审讯。检察长维辛斯基提起公诉，指控皮达可夫等人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之外，于1933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指控他们在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建立了地方总部，在库兹巴斯等地进行破坏煤炭生产、铁路运输的活动，还图谋暗杀莫洛托夫。他们的罪行比“联合总部”更为严重，不仅进行恐怖活动，而且替日本和德国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被告承认自己有罪，说这是为了揭露和粉碎托洛茨基主义。1月23日，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他于1935年12月利用出差柏林的机会，乘飞机秘密前往奥斯陆，在赫利尔机场着陆，与居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密谈。1月25日即皮达可夫供认后的第三天，挪威《晚邮报》发表一条通告：赫利尔机场的官员肯定地声明，1935年12月间没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皮达可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能相信。挪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也于1月29日刊登消息：根据官方的航空日志记载，1935年12月没有任何外国飞机在该机场着陆。穆拉洛夫在法庭上说：“在过了将近8个月之后，我对自己说，还是让我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吧。我为这个国家奋斗了23年，为这个国家在三次革命中英勇战斗，曾经有数十次生命危在旦夕……假定说，甚至要把我关起来或者枪毙，那么我的名字无论对现在还在反革命阵营里的人，还是对逐渐长大成人的人来说，都将有一种代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