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与政治动机相结合的饥荒援助(第5/5页)
关于美国援助苏俄饥民的政治动机,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并不讳言。例如,1921年12月美国国会在讨论拨款2000万美元来援助苏维埃饥民的法案时,参议员肯翁指出:“这不仅仅是一种捐赠,也是一种坚定的经济政策。我们缓解了国内局势,同时也排除了我们纯粹的慈善活动的性质。”另一名议员罗格尔斯也认为:“众议院很多议员担心,援助法案将对正在灭亡的布尔什维克制度提供帮助。显然,他们的担心是自然的,但完全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如果说等待做出决定的法案有某种政治意义的话,那么它将迫使布尔什维克制度更快走向灭亡。”[61]
尽管苏维埃政府在1923年7月10日专门通过决议,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救济总署对俄国饥民提供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人民通过美国救济总署向其提供的援助”。但是在私下里,苏联官方却对美国援助俄国的真正动机持另一种看法。在目前已经解密的1921年10月17日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息公报中说:“……美国政府支持胡佛开展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让俄国人进一步了解美国,同时把大规模援助饥民的活动当作反苏维埃制度的一种宣传,顺便利用胡佛的人员来搜集和扩充他们所需要的俄国情报,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美国政府和胡佛试图利用胡佛的组织及其在俄国的间谍达到其直接的反革命目的。”[62]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没有实现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愿望,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只是到3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美才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暂时搁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