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斗争（第2/9页）

退却和进攻

1921年春迅速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农民对军事共产主义，特别是它的粮食征收制的严重不满，甚至举行暴动，进行武装反抗。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只是给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最后通牒。关于农民起义的因素，斯大林的著作中却多次提及。例如，1925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关于“得莫夫卡事件”》一文写道：“……或者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起来以致发生暴动。请你们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下，新的坦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决不是没有可能的。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暴动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如果我们不学会割开我们的脓疮并且把它们医好，如果我们还要在表面上装得太平无事，那么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80]

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暂时退却，对农民的让步，同农民的妥协，以拯救苏维埃政权。这也是实施新经济政策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有退却，就该有进攻。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特别是农民造反的威胁减轻之后，举行进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这股要求转入进攻的压力颇为强大，逼得一年之后列宁不得不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举行进攻。就列宁而言，提出“进攻”的任务可能出于两种考虑：其一，迫于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压力，提出进攻的口号以安抚党内的激进派、“左派”。其二，当时已经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从传统的观念看来，已经退无可退了。不过，这个时候宣布进攻是大可质疑的。因为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而承认市场机制（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才半年，作为完整的一个政策体系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细化，有待逐步完善。诸如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发挥私商的作用等问题都有待解决，在这个时候转入“进攻”必然摧毁尚在形成中的新经济政策体系，达不到新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

早在1922年夏列宁卧病高尔克的时候，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就发布打击耐普的支柱——粮食自由贸易的指令。由斯大林签发的1922年8月24日的密码电报写道：“1.认为在完成粮食税之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用关于禁止自由买卖粮食的法令（这说明这时候存在这样的禁令——引注），并且严格限定仅适用于那些蓄意拒绝纳税的个别机关。2.执行降低粮食价格的政策，因为粮食的昂贵价格将减少国家的粮食库存和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81]

在俄共十二大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在报告中接过列宁的“停止退却”的口号，大力往“左”的方面倾斜。他说，列宁在上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停止退却和“不会再有因新经济政策而采取的新的退却”（列宁没有这样说过——引注），党和中央执行了。在季诺维也夫看来，退却是全面的，“在国际政策舞台，在国内政策舞台都这样做了”。^[82]

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不提新经济政策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两本专著都闭口不谈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像中农问题一样的“具体问题”。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问题》文集初版序言中为自己辩解说：“同样很明显，我们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中农问题等）也不是这本‘扼要叙述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所能完全阐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