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什么要叫停“不动产登记”？（第2/3页）

但是，吕惠卿的“手实法”甫一出台，便引发强大争议。变法派当然举手拥护，如王安石的支持者蒲宗孟就对“手实法”大加赞美：“近制，民以手实上其家之物产，而官为注籍，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版图，而均齐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但保守法以及另外一些变法派官员则极力批评“手实法”，知密州的苏轼甚至抵制“手实法”在密州的推行。

在反对者看来，“手实法”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许人纠告”的环节上。谏官范百禄质疑说，“造簿手实，告匿有赏，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不如法意，至于骚动。人户虽有手实之文而未尝行，盖谓使人自占，必不尽数供通；而明许告言，则家家有告讦，人人有仇怨，礼义廉耻，何可得哉？”

苏轼给宰相韩绛写了一封信，直陈“手实法”不可推行：“今又行手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讦耳。昔之为天下者，恶告讦之乱俗也。……夫告讦之人，未有非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变法派干将之一、御史中丞邓绾也上书反对“手实法”，称吕惠卿这么蛮干，“徒使嚣讼者趋赏报怨而公相告讦，畏怯者守死忍饿而不敢为生，其为法未善可知矣”。

总之，这些宋朝士大夫认为，一项立法若具有激发人性之恶的负面效应，则是恶法无疑。“手实法”尽管可以纠正民众隐匿财产之弊，但鼓励告密，必会败坏人心，破坏公序良俗，即使国家能多收些税金，也是得不偿失。而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在推行“手实法”的地方，果然出现官吏扰民、奸人告讦之风。

但是，如果宋朝廷不“许人纠告”，则又无法及时发现民众隐瞒财产的行为，进而只能眼睁睁看着一部分居民逃税漏税。在当时来说，这是技术上的两难，就看政府如何取舍了，是以多征收若干税为重，还是以维护社会良俗为重。

宋神宗最终选择了后者——在朝野上下强烈反对“手实法”的舆论中，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神宗皇帝罢去吕惠卿参知政事之职，并下诏：“闻东南推行手实簿法，公私烦扰，其速令权罢。”吕惠卿推动的全民“不动产登记”制，大约只维持了一年时间，便被朝廷叫停。这也意味着宋朝廷宁愿容忍治下的民众隐匿财产、逃避赋税。

另一项“不动产登记”

吕惠卿的“手实法”是一项积极的“不动产登记”制：要求全国每一户都必须向官府申报财产，登记造册。如前所述，这一“不动产登记”制最后被叫停了。不过宋朝还有另外一项相对消极的“不动产登记”制，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那就是田宅产权流转过程中的登记制。

宋代是一个允许土地与房屋产权自由交易的时代，田宅的换手率非常频繁，以至有“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之说。而交易时所订立的契书，便是田宅产权的凭证，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一旦发生产权纠纷，闹上法庭，法官通常都是按照契书作出仲裁，“交易有争，官府定夺，止凭契约”。

宋初，田宅契书并无标准化的格式，全由交易双方随意书写，因此，难免出现大量不规范、不明晰的田契、房契，频频引发产权纠纷。针对这一情况，太平兴国七年（982），开封府的司录参军事（法官）赵孚向朝廷提了一个建议：“庄宅多有争诉，皆由衷私妄写文契，说界至则全无丈尺，昧邻里则不使闻知，欺罔肆行，狱讼增益。请下两京及诸道州府商税院，集庄宅行人觽定割移、典卖文契各一本，立为榜样，违者论如法。”即建议官府知会各地的房地产交易中介（庄宅行人），订立田宅交易的格式合同，作为标准的交易契约文本。宋太宗采纳了赵孚的建议，在田宅交易中推行标准化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