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易帝王掌中轻中晚唐的宦官乱政（第8/16页）

《有感?其二》，前四句描写皇宫内流血杀人，如同战场，又以东汉卢植、庞萌两人作比，暗示文宗看人不准，没有用贤臣除阉，反而任用李、郑两个人办此大事；“御仗”四句，指事变不成功，曹孟德诛杀宦官亲近的五色棒不仅未成威，反而把中兴的希望也给阻绝了；“古有”四句，还是讲郑、李忽然行事，鲁莽冒失；最后四句，哀叹王涯等大臣糊里糊涂被杀，而近日宫内为皇帝庆寿用的音乐，都仍然袭用《咸池》、《六英》（喻指王涯选定的《云韶乐》）古乐），闻之令人生悲怀。

李商隐的这首诗，现代人看来几乎句句用典，隐晦非常，其实，在当时，稍有一点文化修养的人都可明镜般看出诗中意旨，青年诗人的义愤和正义感，勃勃而发，可以说是那个黑暗时段最大胆的作品。万马齐暗之中，此诗难能可贵。

不久，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对宰相王涯等人无罪被牵连杀戮表示义愤。听闻此讯，李商隐又作《重有感》一诗：

玉帐牙旗得上游，

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

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

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

早晚星关雪涕收？

诗中前四句以东汉窦融比拟拥军一方的刘从谏，鼓励他应该挺身而出，为皇帝分忧，更应提军而上，像东晋的陶侃调伐叛臣苏峻一样领军前来，诛除宦官势力。后四句，诗人悲愤写道：皇帝如蛟龙失水遭受困厄，作为猛健臣子能不来分担主忧吗？希望刘从谏立即行动，使死者、活人都能化解冤曲，清除盘踞宫禁的阉人，朝士百姓，肯定会拭泪欢舞。此诗盼望之意刻切，愤郁之情溢于纸上，彰显了政治上还很不成熟的青年诗人一片拳拳救国报主之情。

李商隐才子命乖，身逢乱世不说，又处于“牛李竞争”的夹缝中，一辈子蹭蹬蹇涩，衰到十足。从谱系方面讲，他与李唐皇族同宗，但属渺远支系，自童年起就随父辗转奔波。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李商隐巧遇伯乐：天平军节度使令孤楚很欣赏诗人的才思，辟为幕僚。但是，大和七年诗人赴京应试落第，不得已又去华州做幕僚。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令孤楚的儿子令孤綯出力不少，李商隐终于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六。转年，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辟，为其幕僚，并娶其女为妻——此举成为他日后一生困顿的开端！王茂元在政治上属于“李党”，令孤父子属于“牛党”，李商隐此举，被视为是“诡薄无行”的背叛举动。后来，他在弘农县尉任上又得罪上司，不得不挂官而去。唐武宗继位后，“李党”得势，本来李商隐仁途出现重大转机，但当年其母病逝，依礼要离职服丧。等到他终有机会回朝时，唐武宗崩，唐宣宗上台，尽逐李党，令孤綯为相，诗人自然处于极其狼狈的境地。无奈，他只能只身一人应李党成员、时为桂管观察使的郑亚之邀，远至桂林作幕僚，“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正是诗人当时悲愤苍惶心态的写照。在桂林的一年多，诗人生活基本风平浪静。但郑亚很快因事被贬，李商隐又失去依靠。回到长安后，走投无路的诗人只能厚着脸皮去见令孤綯，得补太常博士。好不容易得一微官，妻子又因病亡故。一击又一击，上天对才人真是太不公平。大中六年，心灰意冷的李商隐又赴梓州为人作幕僚，“刻意事佛”，心如死灰。六年之后，诗人含恨离世。

“甘露之变”后，另一重要诗人杜牧也有感触，但他的态度同李商隐完全相反。当时，一直辗转在外的杜牧刚刚入京作监察御史，恰值李训、郑注气势熏天之际，杜牧对二人又反感又惧怕。很快，他的好友兼同事侍御史李甘被李训外贬为封州司马，更让杜牧义愤难平。气归气，恨归恨，处于政治旋涡的杜牧已是官场不大不小的油子，当时没有任何诗作表态。未几，他又赴洛阳作官，逃过了“甘露事变”的血劫。假如他当时在朝，很可能在乱中被宦官杀掉。